汪浩：混合制改革关键在国企市场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1970年生于湖南岳阳市临湘县。1992年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读人民大学信息系，1995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1997年，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1997-2002年，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至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研究范围包括：产业组织理论、企业战略、反垄断与政府规制。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三

　　【核心观点】

　　目前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际上还是典型的国企，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政企不分，二是私人股份不能影响企业经营。

　　因此这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让国企市场化，一方面要去行政级别，雇用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停止干预企业经营。如果国企能适当“混合”，既可获得接近民企的效率，又可享受国企信誉，有一定优势。

　　反垄断官员自由裁量权很大

　　新京报：你在反垄断方面有很深研究，怎么界定企业是否有垄断嫌疑？

　　汪浩：我们理论研究本身并不能给出一个数值。但是在实践中，官方会有这样的一些指标。这个指标不是简单的百分比指标，而是一个指数。把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加起来。如果数值小于某个数就没有问题，大于某个数值就要具体问题具体研究了。再大于某个数值就要否决了。

　　新京报：一般在什么状况下，政府会对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

　　汪浩：对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一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企业要进行合并，再一个就是企业的一些做法大家觉得不好，我们一般称为合并案例和垄断案例。垄断并不违法，违法的是垄断的行为。比如它的一些做法促成了垄断，或是促成了对其他企业不公平的行为。如果一家企业通过正常经营，越来越大，反垄断就拿它没有办法。如果它想合并，做的事对别人不公平，那就可以进行干预。

　　新京报：去年互联网行业曾爆发第一例反垄断诉讼，你怎么评价中国的反垄断法？

　　汪浩：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高度借鉴了美国、加拿大的反垄断法，国内并没有自己的理论研究。条文不可能涵盖现实生活发生的所有事情，比如360和腾讯的案例，不可能找一些案例直接适用的，那么必须要靠主观判断。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反垄断不应该做得很大，也不应该把反垄断法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上。垄断行为是个说不清楚的事情。很多时候靠的是主观判断，主观判断很多时候就是拍脑袋。为什么反垄断官员的权力非常大，因为他有自由裁量权。

　　新京报：这个自由裁量权究竟有多大？

　　汪浩：没有边界，说不清楚。而将说不清楚的事，规定得太详细，会产生负的作用。另外，反垄断法在正常的环境中针对的都是大企业，因为它要垄断市场。在中国，大企业是国企和外企，民营企业很少。但是国企往往不受这个约束。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高通卖给本土企业是一个价格，卖给中国企业是另一个价格，不是明显的不平等待遇吗？

　　汪浩：那要继续调查，为什么会出现区别定价。东西卖得便宜的原因往往是有竞争。在中国卖得贵往往有几个原因，有可能中国没有竞争，只能从高通买，不能从别的地方买，为什么美国能从别的地方买中国不能从别的地方买。这个原因要调查清楚。再一个是不是中国的市场可能不一样，比如中国的营销成本比较高。

　　举个例子，宝马的汽车在中国卖的是美国的三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除了税收以外，宝马本身的营销在中国的成本也很高。或者在中国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它的定位是中端汽车，在中国它的定位是高端汽车。这种企业的自由定价，我个人感觉是有道理的。但从法律上说，区别定价可能是违反反垄断法的，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对不同的顾客收取不同的价格就可能是违法的。

　　混合制可以提高国企效率

　　新京报：你刚刚也谈到国企垄断问题。混合所有制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重要部分。其实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已经在联想等企业做到了。为何现在重提到如此高位？

　　汪浩：目前大型国企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可以说都已经实现了混合所有制。但是目前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际上还是典型的国企，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政企不分，二是私人股份不能影响企业经营。因此这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让国企市场化，一方面要去行政级别，雇用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停止干预企业经营，包括提供行政性保护和施加政策性负担。对于没有竞争力的国企，应该私有化、破产或者被收购。

　　一般来说国企的经营效率较低，民企效率较高，混合所有制企业介乎其中。但是对于品质很难观察且重复购买很少的产品，如医疗、基建、设备维修、高度耐用品（如输油管道）等，国有企业往往享有较高的信誉，因此有一定竞争力。如果能够适当“混合”，那么既可以获得接近民企的效率，又可以享受国企的信誉，有一定优势。

　　新京报：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混合所有制很危险，比如保育钧就认为现有出台的政策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你怎么看？

　　汪浩：关键要看怎么执行，政府决心有多大。总体而言，这届政府提出把市场可以决定的交给企业，交给市场来做。权力下放，分散决策，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收权容易放权难。心理学有个现象就是你给人家好处，人家是感激的，但是这个感激有限度，如果你把这个好处拿走的话，人家是会跟你拼命的。现在官员已经有很多的权力，如今要把这个权力拿掉，阻力是很大的。

　　新京报：该怎么具体操作，你有何建议？

　　汪浩：这方面我没有想过具体机制，但把官员权力交还给市场这个过程是必须坚持的。至于怎样使得阻力最小，有个办法就是增加透明性让权力贬值。比如审批权，想拿到审批签字，就得给好处。这个权力不直接从官员手里拿掉，但过程慢慢透明化让它贬值，当权力贬值后再拿掉就比较容易了。

　　新京报：但是实现透明化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汪浩：是。实现透明化本身就有权力调整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公开，什么情况下不公开，本身就是个权力调整问题。这些事情看起来像死结，但是必须去做，有些事做起来还是会产生效果的。

　　提高土地供应量解决房价问题

　　新京报：你在一篇文章里说，“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加剧房地产楼盘之间的竞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得房地产价格有下降趋势。从而可以作为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个理论运行有哪些前提，为何感觉在北京地区该理论失灵？

　　汪浩：那个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它的前提是，在总的住房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加强交通，消费者到哪儿买都行，竞争就激烈了。但是北京的需求一直在增加，供应实际上是不够的。这也是一个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投行经济学研究的差别。投行研究会告诉人们最终是涨还是跌的一个结果，而理论研究会有很多前提条件，是在别的都不考虑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个研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意义？

　　汪浩：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在不考虑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加强各个楼盘之间的竞争，价格就会下降。但是在考虑实际问题的时候需要把各个问题都考虑进去。包括需求的预测，预测需求一直增加而供应一直不涨的情况下，价格就会涨。

　　而需求是很难预测的。一个是人口的流入，但有的人没流入这个地方，房子已经买在这个地方了；另一个是本地人的预期，如果本地人预期房子会涨，可能不需要也会买。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影响需求。

　　所以，在考虑现实问题的时候，很多的问题都要考虑，不像理论研究只考虑一个点，是比较局限的。

　　新京报：为何你认为政府打压城市土地价格、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增加炒房成本等手段抑制房价都不是正确选择？

　　汪浩：很多调控是完全没有经济学道理的。比如经济适用房的初衷是建一批房子，土地价格便宜，卖给低收入人群。初衷是好的，但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首先，执行的过程中会不会有腐败；其次，低收入怎么界定？大学生刚刚毕业是属于低收入人群，但是过了十年八年可能就不是低收入人群了，这个时候如果还住在经济适用房里，就不合理了。

　　再一个就是政府打压土地的价格。如果是提高土地的供应量，打压土地的价格是合理的。反正市场要出清，土地多了就便宜了。但是以行政手段打压土地价格，而这时土地是不够的，那么企业就愿意以很高的价格去购买，但价格经过“打压”很低，结果就是大家都想要，该把土地给谁，问题就出现了。

　　新京报：对房地产调控政策，你认为当前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什么？

　　汪浩：我的方法是提高土地供应。

　　B06-B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林其玲

　　实习生 徐新媛

　　做经得住

　　时间考验的研究

　　在北大朗润园里，见过汪浩两回，都是一身的运动装。但汪浩发表文章的速度似乎和他矫健的身姿成反比。目前在网络上能够公开搜索到的中文作品不超过十篇。

　　这是因为他的研究是面向学术界人士，学术界比大众更加挑剔，所以汪浩一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通常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后期修改还要几年时间。平均一篇文章从开始到最后发表，需要两三年时间，有的文章需要五六年时间。

　　汪浩说，做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还好他追求的不是知名度，而是能在学术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某个文献里面有一个学科研究是汪浩做的，将来几十年后，研究这个东西的人，还要看这个文献。”

　　“这个东西就像盖房子，必须要把地基打牢。我不是在建立一个对当前问题的看法。当前问题的看法过了几个月就消失了，而我希望我的研究能更持久一点。这就是我的个人目标。”

　　汪浩认为，做学术研究是年轻学者建立学术地位必经的历程，只有当学术地位确立，做通俗研究才有意义，也才有人愿意倾听你的见解。虽然会很寂寞，但自己内心平衡，因为知道前进的方向在那里。虽然感觉一开始前进的速度很慢，但理顺思路，总能如疾风般快步远去。

　　【同题问答】

　　Q：你对中国经济运行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中国经济2014年最大的问题可能在房地产上。如果房地产降温过快的话，可能会导致失业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建筑工人和相关的行业方面一些就业的问题。

　　Q：有评论说这两年是改革的窗口期，你认为最有希望的改革是什么？

　　A：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是其他改革的基础。如果不简政放权的话其他市场改革也做不下去。如果看改革成不成功，最近的看点还在简政放权。

　　Q：未来行业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有投资前景？

　　A：个人感觉将来比较有希望的是保险行业。

　　Q：怎么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话题？

　　A：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应该是发现知识，为社会提供知识。

　　Q：你最尊敬的经济学家是哪一位？

　　A：周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