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招考频遭疑 51起涉嫌违规招考四成涉官员近亲

　　近年来，公职人员招考频遭质疑。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07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3日，全国被举报的人事违规考录事件共51起。记者通过梳理发现，这些事件有四成多被指牵涉官员近亲。

　　据统计，在这51起涉嫌违规的招考中，88.2%发生在市级及以下单位，逾90%发生在我国中东部地区，58.8%的违规事件是通过网帖举报后得到新闻媒体报道的。在后续调查处理阶段，近60%的事件在曝光后，没有得到解决，相关部门大多认为“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

　　被举报的事件四成多与领导近亲相关

　　2010年5月，三亚市社保局局长温孝廉之女温娉婷在三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考中取得99分的高分。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被外界称之为“99分招考门”。

　　2012年7月，有网友发帖举报，广东中山市人社局纪委原书记梁国影为了让儿子林钰成考上中山市农业局公务员，更改儿子考试分数。经调查核实，林钰成笔试分数由104.1被改为109.7分。

　　除了在考试成绩上做文章，为领导子女“量身订做”招考条件的做法也被举报得比较多。

　　2010年11月，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招聘工作人员，将招聘条件限定为获得国外学士学位的25岁以下女性。最终只有原屏南县委书记、现宁德市副市长陈辉之女陈晨一人符合条件，未经考试直接聘用。

　　中国青年报记者将这51起被曝光的人事考录事件进行分类，发现在被举报的问题中，招录领导近亲所占比重最大，高达41.2%，程序失当占总数的13.7%，“萝卜招聘”占11.8%。网友在发帖举报人事考录不公时，很多人认为是官员子女挤占或递补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职位。

　　为了杜绝此类现象，2011年12月12日，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此外，《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也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2014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国务院令第652号《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也明确指出：负有事业单位聘用、考核、奖励、处分、人事争议处理等职责的人员履行职责，与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应当回避。

　　然而，由于相关条例并没有明确限定何为回避范畴，在多个事件中，各单位部门对招录领导子女是否构成回避关系各执一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称：“最根本的还是权本位，单位一把手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不按照程序，权力私化现象非常严重，把组织权力变为个人权力，以组织的名义贩卖自己的私货。”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彭剑锋看来，由于法律条文不可能规定得过细，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有空子可钻。

　　网络成为检举主阵地

　　经统计，51起事件中，58.8%的举报人通过发布网帖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37.3%的举报人表示曾向相关部门进行过申诉举报，有些举报人曾给市长信箱留言。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认为，网络举报较为便捷且容易引起媒体关注。比如，在地方性论坛举报后，一旦被地方媒体报道，全国媒体再跟进，非常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

　　“前两年，网络举报产生的效果不是这么明显。但现在，各地纪委对网络举报的违规现象能快速跟进并予以处理。”沈阳认为，网络实名举报的发展不但反映了公众对官员要求的提高，对网民信息真实性的要求也在提高。

　　2011年，宋江明在山西省长治市公务员考试中取得笔试和面试两个第一，但却因为蹊跷的体检结果被拒之门外。在长治市人社局碰壁后，宋江明走上申诉之路。他先后向长治市监察局、山西省招考领导小组反映，并多次拨打长治市的“市长热线”，都迟迟没有得到答复。无奈之下，宋江明向媒体求助。

　　2011年11月9日经媒体报道后，长治市人社局立即开展了自查。12月下旬，长治市委、市纪委、长治市医学院纪委对10名涉案人员分别作出严肃处理。网友“爱闹的鱼”发帖称：“网络和媒体成了宋江明的救命稻草。”

　　那么，网络举报的盛行是否与传统渠道无法快速、有效解决问题有关？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多位专家认为，网络渠道在传播速度和影响广度上无疑占据了上风，但同时，也有专家表示，行政渠道仍是最重要的。

　　彭剑锋认为，网友并不仅仅因为传统渠道不能解决问题而上网举报，更多的是因为网络举报方便、直接的特性。他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举报日益成为一种成效更明显的监督工具和方法，“包括中央纪委也开始接受网络举报”。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人事制度的许耀桐教授则表示，正常的申诉过程应该首先通过行政的渠道，无法解决再通过法律渠道、媒体监督、网络举报等渠道。

　　沈阳也认为，体制化的渠道仍是沟通的首要选择，“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跟相关媒体接触，或是借助网络，比如直接发布微博，也是可以考虑的方式。”

　　多发生于中东部地区市级及以下单位

　　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发现，涉嫌违规的人事考录事件集中发生在市级及以下单位，高达45起，占总数的88.2%。其中，市级单位出现违规的现象最多，占总数的56.9%，县级以下基层单位其次，占31.4%。

　　对此，彭剑锋表示，越到基层，越地域化，越容易形成裙带关系。基层涉及的基数大、招聘面广，再加上基层的制度观念、法制观念弱，“当地都是熟人，谁也不能得罪。”因此，发生违规招考招聘的概率大于省级单位。

　　许耀桐则认为，除法律观念淡薄之外，基层事业单位发生问题较多的一个因素还有“利益驱使”。

　　据人民网报道，2012年，安徽泗县居民赵莉妹实名举报该县2011年11月组织的一次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存在违规行为。在举报信中，赵莉妹称，泗县中医院工作人员陶冠祺是审计专业大专毕业，没有会计岗位的报考资格，却违规报考了会计专业并被录用。

　　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泗县人社局前任局长包开亮和现任局长陈兆才对陶冠祺的报考资格认识上不一致。事件最终的原因竟然是“招录过程刚好赶上了泗县人社局主要领导的调整”。

　　类似事件在基层并非少数，领导个人的意志往往能决定招考招聘条件的走向。

　　沈阳认为，任何一个政策到了基层，变形走样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制度的约束力在某种程度上会弱化。

　　在地域上，记者统计的违规招聘事件集中发生在中东部地区，并以沿海地区为主，其中江西多达7起，广东、湖南各有6起。

　　彭剑锋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东部地区对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中东部地区接受互联网的程度更高。“我在宁夏一个县城出差，很多人都不会上网，但江浙一带很多农民都会上网。”

　　近3年，媒体报道的涉嫌违规的人事考录事件主要集中在7、8月，占总数的35.3%，11、12月占25.4%。

　　经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事业单位报名时间集中在每年的5、6月，考试的时间各地不一，大部分地区都会在每年的6月至8月间进行。而国家公务员考试，时间相对比较固定，一般集中在10、11月。

　　曝光事件数量逐年增加 解决率不足四成

　　2010年后，涉嫌违规的公职人员招考被曝光频率明显增加，近5年的曝光数目在每年10例左右。2014年刚刚过去半年多，已有9例被媒体曝光。

　　彭剑锋认为，一方面，这与近些年网络举报兴起有关；另一方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得举报者更有依据。

　　2010年，人社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之后，对事业单位招聘的管理要求更为严格，使得社会对事业单位违规招聘的关注度进一步增加，民众对违规招聘的态度也日趋“零容忍”。

　　被举报的违规事件是否都被调查并得到解决？

　　经查询，51起事件中，仅有20起事件得以处理，解决率不足40%。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中，相关部门或不予回应；或声称举报不实，并未违反规定；更有甚者，有地方涉事人员被免职后又重新被聘用。

　　据新华社报道，三亚市社保局局长温孝廉于2011年被免职，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6月，温孝廉被调任三亚市河东区管委会副调研员，三亚市委组织部回应称，此次任用符合相关规定和程序。

　　举报越来越多，解决率却不足四成，违规事件的媒体曝光会不会成为烂尾新闻？

　　沈阳表示，避免新闻烂尾，需要软约束、体制内硬约束和制度外舆论约束。软约束要求领导干部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有道德感和责任感，同时，单位部门采取回应后，要进一步作出追问。硬约束包括体制内更为完善的制度；而第三方监督，比如媒体或社会舆论的外部监督，也是很有必要的。

　　沈阳称，各地有一些二次监督的例子，“深圳市会对市内各个单位部门每个月的舆情回应进行外部阅读和评比，并公之于众，这是有价值的，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