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废止1年来全国社区服刑人员增加6万（图）

　　15日，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北京市天堂河劳动教养所”的牌子已经摘去一年有余。A08-A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天堂河戒毒所大门外一个标志牌上“劳教所警戒区”的字样依稀可辨。

　　位于丰台区吴家场路的“北京市教育矫治局”至今仍未挂牌。

　　刚刚过去的2014年被称为新时期中国历史的“法治元年”，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2014年中央政法会议召开满一年之际，新京报推出系列报道，回溯过去一年政法改革在后劳教时代、司法改革、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改革新举措和新思路。

　　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施行了近60年、广受争议的劳教制度终于画上句号。其后，全国350余个劳教场所全部摘牌转型。

　　制度变革带来的是机构人事的“转型”，劳教所大多转变为戒毒局、轻刑犯监狱以及教育矫治局；原工作人员也面临分流和适应新工作的“挑战”。目前，各地区正在着手解决劳教制度废止后的人员分流、场所再利用、机构重设等一系列问题。

　　【机构转型】

　　转为教育矫治局北京“一步到位”

　　安徽、上海等绝大多数省市调整为戒毒局；山东等地转为轻刑犯监狱。

　　1月15日14时许，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对面，一处占地约200多亩的未挂牌场所，被铁丝网层层包围。大门口的告示牌上，被抹去的红色字体依稀可以看出“劳教所警戒区”字样。门岗工作人员证实，此处正是原来的天堂河劳教所，“现在里面早就没人了。”他说。

　　废止劳教制度后，绝大多数省区市都将原来的劳教局调整为戒毒局。去年11月5日，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回应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后续工作时，也表示：“司法部和各省司法行政机关已经转变工作职能，设立了戒毒管理局，全国绝大多数的劳教场所已转为强制隔离戒毒所。”

　　安徽全省8个劳教场所全部加挂“强制隔离戒毒所”牌子，向戒毒管理全面转型。上海市吴淞路333号，原挂有上海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上海市戒毒管理局两块牌子，目前只剩下上海市戒毒管理局一块牌子。

　　有的省份则将劳教所转为轻刑犯监狱，山东将该省第一女子劳教所等6所劳教所，转为轻刑犯监狱。

　　将劳教局调整为教育矫治局的，仅有北京等少数地区。北京市劳教系统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早在去年5月6日，北京市政府就正式发文，决定将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调整为北京市教育矫治局，为市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由市司法局管理。

　　上述“更名”文件下发前后，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下辖的7处劳教所，有的转为监狱，如原来的团河劳教所，现在已是“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有的转为强制隔离戒毒所，如天堂河劳教所预计会并入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

　　由于“三定方案”未定，所以北京市教育矫治局目前并未挂牌。其位于北京西三环外的办公场所，大门外没有任何标识。“原来这里就是劳教局，去年不知道什么时候牌子不见了”，1月15日下午，附近的百姓说。

　　一直关注劳教制度改革的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劳教制度改革的方向，提出“废止劳教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按照此方向，北京将原劳教局调整为教育矫治局的做法，可谓“一步到位”。

　　他期待筹备中的北京市教育矫治局，能为全国劳教制度改革树立可供借鉴的样板。

　　【人员分流】

　　有的“原地转岗”有的进入“社区”

　　北京教育矫治局“三定方案”在筹备中；劳教所员工期待明确编制问题。

　　与机构转型同步进行的则是劳教所工作人员的分流，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劳教场所再利用、劳教民警转型不应该成为“后劳教时代”的难题，“很多地区都面临警力不足问题。去年多数地区的劳教民警或者转到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强制戒毒、社区矫正方面的工作；或者转到公安机关的其他警种。”。

　　北京市一名前劳教所干警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年中他“转行”做强制隔离戒毒民警，“估计以后会留在强制隔离戒毒所，有可能转到其他警种，也有可能彻底转行，干社区矫正”。

　　去年，北京市政府下发劳教所“更名”文件时提出，北京市教育矫治局的“三定方案”，即北京市教育矫治局的机构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等，另行印发。前述北京市劳教系统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三定方案’正在筹备中。

　　四川省大堰劳教所是我国较早的劳教所之一，成立于1961年。2008年加挂“四川省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牌子。劳教制度废止后，大堰劳教所并入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去年强制戒毒收治人数比原来增多了”，该所工作人员任安莲对新京报记者说，劳教民警也“原地转岗”，转为戒毒民警，“工作方式跟原来差别不大，所以都很适应”。

　　与此相比，转型为社区矫正的劳教民警，则面临新工作的适应问题。

　　去年3月，王立科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的劳教所，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转行”做社区矫正民警。去年上海选派218名劳教民警，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王立科就是其中之一。

　　转岗不久，王立科就遇到了在劳教所不可能出现的场景。一名81岁的社区服刑人员，因家庭纠纷犯故意伤害罪，被判缓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他不要继续犯罪，按程序对他履行社区矫正宣告时，他不接受，指着我说，‘你穿警服，我现在不归公安管，社区矫正是司法局的事’”。

　　“在劳教所可以依据相关规定，对劳教人员采取谈话、关禁闭等一系列教育手段，有些手段具备一定的强制性。但在大墙外，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谈话”。王立科明显感觉到，相比大墙内的固定工作模式，按章按规办事，大墙外要跟形形色色、相对自由的服刑人员沟通，还要协调居委会、派出所方方面面，“更具挑战性”。

　　虽然已在静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工作了十个多月，但目前，王立科的编制还在原单位上海市戒毒局，“如果说转岗后有什么疑问，主要就是编制问题。期待这个问题能明确。如果编制一直留在戒毒局，那就说明社区矫正是临时的，我们还会回去”。

　　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处长张国华表示，218名选派民警的编制都在原单位，“目前，218名选派民警的工作状态总体平稳，适应了新岗位，积极性很高。不过如果编制问题长期不解决，工作积极性也许会受到影响”。

　　张国华另一方面的困惑是，“从工作实务角度考虑，社区矫正工作迫切需要民警参与，民警参与有利于解决社区矫正的一些难题。但是如果从工作发展角度考虑，是不是应该成立社区矫正官这样的专职队伍？”张国华说，社区矫正法已经纳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期待这部法律早日出台，明确这个问题”。

　　【职能转变】

　　社区矫正“升温”各地加强检查

　　去年全国社区服刑人员增加6万，专家称要防止成为“劳教替代品”。

　　劳教制度废止后，原有的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刑法“三足鼎立”的模式被打破。因此，去年全国各地的社区矫正机构显得格外忙碌，不仅分流安置转型的劳教民警，还要接收部分原可被劳教的人员，在社区服刑。

　　“2014年，社区矫正工作步入全面推进发展阶段”，司法部本月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18.9万人，累计解除矫正145.9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73万人。

　　上述数据比历史同期有较大涨幅。2014年1月初，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通报：到2013年11月底，各地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70.7万人，累计解除矫正104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66.7万人。

　　也就是说，仅统计全国的现有社区服刑人员数量，2014年比2013年增加了6.3万人。

　　张国华说，至去年底，上海市的社区服刑人员约有8800多人，“去年高峰时期，社区服刑人员曾达到万人上下”。

　　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主任丁海蓉也表示，劳教制度废止后，社区服刑人员明显增加，“过去几年，全年累计的社区服刑人员120人左右，去年则达到了250人左右，增加比例超过了1/3”。

　　丁海蓉说，虽然去年的工作压力骤然增加，但是上海摸索了10余年的社区矫正模式“给力”，“工作压力确实大了，但是去年社区服刑人员的重复犯罪率为零，也就是说没有人再次犯罪，这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现年51岁的卫华(化名)目前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名社区服刑人员，曾两次入狱，他回忆，第二次入狱假释后，“没房子，没工作，没家人，联系了几十个单位都找不到工作，睡过大桥洞，住过候车室，当时就想，索性破罐子破摔，继续干坏事算了”。静安区社区矫正中心找到他，帮他解决了住房和工作。卫华认为，跟劳教相比，社区矫正更人性化。

　　随着社区矫正的升温，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防止社区矫正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劳教”。

　　“这方面也是我们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工作重点之一，比如我们制定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职业规范，对于执法程序、执法条件、执法对象都做了严格的限定。社区服刑人员佩戴的电子监控设备，也都是佩戴在脚腕等身体部位，能用衣服遮盖，充分考虑了服刑人员的隐私权”。张国华告诉记者，这些规范和限定，都是为了防止社区矫正成为另一种劳教。

　　据了解，去年不少地区都开展了社区矫正的执法情况专项检查。安徽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处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6月，安徽省司法厅与安徽省检察院联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专项检查，重点对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三类罪犯”社区矫正情况以及保外就医罪犯考察回访等进行重点检查。

　　去年初，安徽全省1516个司法所全部配备了二代身份证读卡器，社区服刑人员报到、参加学习和社区服务，全部实行刷证确认。“刷证信息和日常电话报告内容都将自动转移到信息管理平台，进一步推进‘人防’向‘技防’的升级转换，减少了执法的随意性”。

　　刘仁文认为，可以考虑设立类似“行为监督”的干预手段，“在社区矫正法中，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如果经过专家小组评估后，认为其仍有可能继续实施危害公共安全和他人安全的行为的，在判处治安处罚或刑罚的同时，附加由法院判处一定时间的‘行为监督’，初步设想可以1到6个月，对其行为习惯和心理进行矫正和治疗”。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