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富士康工人“自愿加班”之惑

　　人民网北京2月5日电(赵恩泽) 近日，拥有超过100万雇员的富士康公司与中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发生碰撞。本月早些时间，中华全国总工会批评富士康安排工人长时间加班，“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很快，富士康回应，“员工希望加班”。

　　自愿加班？

　　先看数据。作为苹果公司全球最大代工商， 2012年，富士康中国厂区，接受了美国劳工协会(FLA)采样调查。调查显示，工人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小时，但72%的人不想改变工作时长或者加班时间，仅有18%的员工认为“他们的工时太长了”。 一年后，FLA新的调查显示，虽然工人一周的工作时间没有超过60个小时的上限，但约68%的工人每月加班时间超过36小时的上限。

　　在对全国总工会的声明中，富士康并未否认“长时间加班”，称 “员工希望能够通过加班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报道资料显示，2014年，重庆富士康员工曾罢工，抗议因加班太少导致收入下降。

　　自由选择、高度竞争背景下，为了钱自愿加班，似乎被充分理解。“自愿加班和自愿上班一样，是一种人权。”2月3日经济学者胡释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老板也没有拿枪逼你放弃别处的高薪工作，那你自己去他那上班或加班，一定是你认为这是你能拿到的最高收入，不然你不会去。”

　　相比经济学者供求决定市场的观点，劳动关系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对人民网记者表示，“劳资关系上，市场调解只是一个基本，劳资关系，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包括人的基本权利，生存的问题。这需要政府的介入调解和劳动法的保护。”

　　资本追逐利润 工人追求工资

　　“富士康作为跨国品牌的代工商，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获取客户的订单，富士康只能尽量降低成本以维持其竞争力，而低利润里的成本也就被转嫁到了生产线的工人身上。”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2012年曾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表示，“富士康代表着一个‘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

　　在对富士康长期观察和学术调研后，潘毅认为，其军事化的管理体系对底层工人身心造成巨大压力，“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就是造成工人无助、压抑和绝望的根本原因。”2010年，富士康多位员工跳楼自杀。

　　潘毅同时认为，薪资方面，富士康并未违反中国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 资料显示，2014年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560元，重庆为1250元，东莞是1310元。想要得到更多收入，加班是一个选择。

　　政府为何不能制定更高工资标准，提高工人收入？“政府只能保证你最低的收入，政府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企业涨工资。资本追求利润，工人追求工资，这是天性，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只有通过法律程序上的博弈，才有可能形成平衡。”常凯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并未发生变化，“利润空间过于向资本方倾斜”。

　　“富士康将工人全部打散，集权化管理”，常凯表示，原子化、碎片化、分散化的劳资关系是每个企业最希望的，“由于工人没有集体力量与企业进行利润博弈，他只能依靠加工增加收入”。

　　全球制造业的底座

　　劳资矛盾日益凸显下，富士康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是劳工组织要求缩短加班时间；另一方面则是工人的主动要求，希望多加班、多赚钱。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升底薪似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但作为低附加值、高密度劳动产业，中国代工厂在苹果产业链上仅有2%的利润，富士康的腾挪空间并不大。据《证券日报》此前报道，标准版iPhone 6 Plus的部件和劳工成本为216美元，128GB版可达263美元。也就是说每部手机富士康仅赚4美元到4.5美元。

　　早在2012年，《纽约时报》曾对苹果全球供应链进行大规模调查，“苹果计算出它需要为每个最终用于iPhone、iPad或者其他产品的零件付多少钱。多数供应商只能获得很小的利润。据供应商的主管说，实际上利润小到对于很多公司来说为苹果代工是接近亏损的。作为对策，作为对策，供应商经常试图偷工减料，或者用便宜的替代品代替昂贵的化学制品，或者，据代工厂的人讲，要迫使工人们做得更快、工作得时间更长。”

　　《纽约时报》在对富士康中国厂区长期调查后，认为“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成就iPad (In China， 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an iPad )”。调查的最后，《纽约时报》引述了一位苹果公司执行管理人员的评论，“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下进行生产制造，要么就每年都推陈出新，提供质量更好、功能更强大、速度更快并且价格更便宜的产品，后者就需要一个在美国人眼里非常艰苦的生产环境。就眼前来说，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一台新的iPhone，远非中国工人的工作境况。”

　　该系列报道获得2013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部分解答了我们今天的疑惑，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秘密。

　　社会运行成本上扬

　　2015年1月27日，路透社发布消息称，富士康科技集团表示将缩编公司庞大的员工队伍，因其面临营收增长下滑和中国内地工资上涨。

　　常凯认为，富士康现象背后表露出的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和中国产业转型问题。“资本向低成本劳动力市场流动是趋势。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比别人把工资压的更低才是一个选择？那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有个条件，就是工人能不能接受。但是工人可能接受吗？不接受，就是劳资冲突的发生。这就是我们转型升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将来付出的的政府管理、社会运行成本会更大”。

　　资料显示，2013年富士康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的5%，旗下14家公司入榜中国出口200强。富士康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中国市场的廉价农村劳动力曾带给富士康耀眼的竞争优势，但现在，新一代年轻工人是否还愿意接受“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已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