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火店乡徐集村农民徐玉良被坑了。他之前买的一种声称可增产30%的“玉米专用肥”,用后庄稼却没啥反应。经有关部门查实,这种所谓的高科技肥料不过是普通氮肥。
据徐玉良回忆,当时村里来了一拨人进行宣传,邀请大家到县里的化肥厂参观学习,车接车送,中午还免费管饭。
行骗者是一种名为“忽悠团”的群体。《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河南多个县乡追踪采访发现,近年来,河南一些地方先后发生假农资“直销坑农”骗局:相关人员和中小规模厂家结合,通过诱骗农民“进厂参观”、现场“洗脑授课”、免费送货上门等模式,售卖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导致农业生产事故发生,大量农民上当受损。
看似流动作业的“忽悠团”并非散兵游勇,而是有着严密的层级结构。暴利驱动之下,每个团伙就像一台精心设计的机器,环环相扣“运转自如”,隐藏其间的则是一条灰色的生态利益链。
假农资坑农频繁上演
与普通的假农资坑农行为不同,记者在追踪调查时注意到,“忽悠团”这一群体既不是生产厂家,也不是肥料经销商,而是四处游击、靠嘴忽悠的“二道贩子”。
濮阳县蔬菜种植大户秦培川告诉记者,2014年8月,自己购买了当地一家肥料厂生产的复合肥。施用到11多亩的大棚蔬菜里后,辣椒长得又小又弯,最少减产30%。在和濮阳相邻的豫北多地农村,不少农民也有类似遭遇,有的花生在施肥后甚至大片干枯死亡。
接到举报后,当地工商局查扣检验了三类共31吨“中原”牌复合肥,均为不合格产品。农资专家介绍,使用该化肥不但会加大农作物病虫害、倒伏可能性,还容易引起土壤酸化、板结,带来生态灾难。
秦培川告诉记者,买肥料前,先是有一拨不明身份的人进村宣传,组织大家进厂参观。
“当时去了不少村民,刚进厂还没来得及看,那边有人通知说‘省里领导’来考察,就把大家带去吃饭了。”秦培川说,“饭桌上有人要求签订购买协议,我们想着‘省里领导’都来这考察了,能有啥问题,多多少少都买了点。”
此前,《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夏邑县火店乡采访,部分农民购买了一种“玉米专用肥”,广告称除了含氮外,还有钙、镁、硫、锌、铁、锰等多种微量元素,是“高科技含量的新型多元素绿色环保专用肥料”,使用后“玉米可增产16%至23%,高达30%”。但当地质检和公安部门调查发现,所谓的高科技肥料其实就是普通氮肥,销售人员存在明显虚假夸大宣传。
“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卖肥料的,厂里的机器都在生产,看着很正规。”徐玉良也对记者说,“饭也吃了厂也看了,去的人多少都买了几袋。”
直销模式现场“洗脑”
“忽悠团”一般与中小厂家合作,先以批发价“采购”农资,再以进村入户方式,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诱骗农民“进厂参观”,现场“洗脑授课”,最终掏钱买货,由此达到行骗目的。
采访夏邑县“玉米专用肥”时,记者刚好赶上了农资“忽悠团”的“洗脑”现场。在该县西工业园区的一家化肥厂,一辆辆小型面包车来来往往,从各地被拉来的农民像赶大集一样涌入院内。在二楼一间办公室,挤满了30多名前来“参观学习”的农民。一位戴着眼镜、自称是化肥厂技术顾问的中年男子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正坐在台上给大家“讲课”。
“讲课”伊始,该男子首先解释称,公司之所以采取这种“直销模式”,是为了节省广告费用,给广大农民让利。在随后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又多次宣称,“玉米专用肥”是一种科技含量极高的“测土配方复合肥”,具有“不怕淋、不怕晒、不流失、全吸收、全营养”等特点。他还明确承诺,使用此种肥料能使玉米亩产达到1300斤至1500斤,高的甚至达到2000斤。如果因肥料质量问题造成减产,厂方将包赔损失。
“讲课”最后,该男子还现场演示了一个实验:只见他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包白色粉末倒入盛满水的透明玻璃杯中,不一会,液态的水随即变成果冻状。他解释称,之所以发生这种化学反应,是因为“玉米专用肥”中含有一种特有成分,能够保水保墒,即使多月不下雨庄稼也不受旱。
面对眼见的“事实”,不少农民很是兴奋。“讲课”一结束,许多人随即下楼签订购买合同。
在办公楼后面的大院里,《经济参考报》记者看到,十多名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忙活着,长满铁锈的机器不停转动。一位工人说,厂里每年只有夏秋两个生产季,其余时间基本不开工。每天能卖出去50多吨,主要都销往全县各乡村,生意非常好。
行骗流程环环相扣
河南一位此前曾和“忽悠团”深度合作过的肥料企业负责人姚军(化名)透露,“讲师”堪称“忽悠团”的关键人物。这些人通常也是农民,30岁左右,高中文凭。虽然只掌握了皮毛农技知识,但往往冠以“农业部专家”“农业大学教授”等名头,最低的也要自称为厂家“技术顾问”。
“讲课时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带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说的都是农民常见的身边事,比如什么辛苦打药磨破了肩膀、零售店为了赚钱而坏了良心等等,不动声色就把推销的产品给带出来了。”姚军说。
一位从业多年的曹姓“讲师”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授课分为小课和大课,小课进村讲,在大队部或村室,来的人相对较少;大课多集中到肥料厂家的会议室,有时还在县城的一些地方租用场地,听课规模能达到几百人。一个课时不超过2小时,授课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会购买。
“我光讲大课已经有十多年,化肥厂、县委党校、农业局办公楼里都讲过。‘讲师’啥都得懂,比如肥料养分、作物生长特性什么的。还要随机应变,能抓住农民心理。”老曹说,“以前讲课光靠嘴,现在为了让农民相信,还得做演示实验,为此我专门买了全套设备,投影仪、便携电脑都有。”
宁陵县一家肥料厂销售经理胡可指出,在每个“忽悠团”的组织架构中,以“讲师”为纽带,向上有位幕后组织者,向下则是数十名业务员。幕后组织者也叫操盘手,“忽悠团”行动前,先由操盘手考察好地点,包括和农资厂家谈判对接,这叫“踩盘子”。等相关事项敲定后,业务员再进村组织农民进厂参观,紧接着才是“讲师”出马。
“有的操盘手自己也是‘讲师’。作为核心角色,各环节最后的利益分成都由他说了算。”胡可说,“由于整个流程设计环环相扣,比如请客吃饭的同时,就有人登记各家要多少农资,这边吃完送你回家,后边送肥料的车子也跟着过来了,让你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利益链上各取所需
在一次完整的“忽悠团”行动中,合作的农资厂家要挣钱,请农民吃饭、车接车送需要成本,那么“忽悠团”最终是如何获利的呢?老曹以作操盘手的经历跟记者里里外外算了一笔账。
以80斤的袋装玉米肥为例,通常市场零售价在120元/袋。“我从厂里以1800元/吨的批发价拿货,算下来也就72元/袋。搭配玉米种子后,我的‘套餐肥’卖到140元/袋,赠送的种子对农民讲是50元一包,其实批发回来也就18元。这样扣除种子成本、业务员提成以及其他各种开销,每袋肥料我最低可以挣10来块钱。但在农民看来,除去种子钱后每袋肥料只花了90元,自然认为很划算。”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驱动“忽悠团”四面出击、到处行骗的,恰是此间潜藏的巨大“利润空间”。事实上,在严密组织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能从中不同程度获得分肥,唯有农民是最终的利益受损方。
有业内人士介绍,通常每销售一袋肥料,“讲师”获利5元,操盘手10元。因为要承担请客送礼、农资运输、人员住宿等成本开支,业务员每袋可提成30元。
胡可表示,乍看之下,这点钱不算什么,可由于推销量大,时间集中,综合算下来也称得上是暴利。“一个农忙季最多个把月,通常‘老板’(操盘手)可以挣10来万元,‘讲师’8到9万元,业务员3到4万元。曾经有个‘老板’亲口告诉我,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半月时间就挣了上百万元”。
干了15年操盘手的老吴告诉记者,因为不用做广告,销售效果立竿见影,很多中小规模肥料企业都有过和“忽悠团”合作的经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投资50万到100万元之间的小型肥料厂,如果跟我的团队合作,保证当年就能收回投资。”他说。
姚军说,这些年,不少参与搞过“忽悠团”的都发了财,“老家盖上了楼房,还买了小车,通常价位在15万元左右。因为来钱快,有的孩子辍学后,也被带出去从事这一行当”。
监管乏力以至“放水养鱼”
在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前景”吸引下,从业人员越来越多,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但由于流动作业、手法隐蔽,目前“忽悠团”的危害尚未引起有关部门足够重视。
接受采访时,老曹和老吴分别从甘肃和安徽两地考察完业务回来。老吴介绍,河南的农忙主要在夏秋两季,前后加起来做业务的时间也就两个多月。因为从业人员越来越多,这几年大家开始向省外发展。“河南的小麦种完了就往南方走,就我知道的,可以到山东烟台卖果树肥,也有的甚至跑到新疆卖棉花肥”。
老曹则表示,入行十多年来,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南到云贵,北到黑吉辽,中部的安徽、河北等地都开展过业务。“从我2000年入行至今,带的‘讲师’级徒弟有五六十人,刚开始是河南人干,现在外省也有我们发展的业务员。大家跟着农事走,一年四季不闲着”。
长期从事农资打假维权的民间人士李鑫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忽悠团”在操作手法上也有所演变和创新,比如从以前的只卖一种农资变为多种产品相互搭配,进行买一赠一的套餐式推销,或者从单纯售假变为暗地里偷减含量,由此变得更加隐蔽,更具有欺骗性。
记者还注意到,“忽悠团”之所以四处行骗屡试不爽,相关部门监管乏力乃至故意“放水养鱼”,也是重要原因。
老曹透露,每到一地开展业务时,难免有人打电话举报。“工商局、农业局、质监局一行动,请客吃饭是免不了的,吃罢喝罢,多少还得拿几个。不摆平他们,下面的活没法干。”他说。
业内人士呼吁,由于农民分散经营,维权成本高,加上农业生产周期长、发生事故后难认定,愈演愈烈的“忽悠团”现象亟待引起各方重视,从源头上严查清理。如果任其发展,不但扰乱了农资市场的正常秩序,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长此下去还可能给粮食安全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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