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人手记（一）】从“下海”和“创业”的色彩看境遇变迁

　　1/4个世纪过去了，从“下海”到“创业”，词性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变了，但唯一不变的，是影响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保持批判主义的理性以及能够克服人类贪婪本性的自制力

　　【财新网】（专栏作家 张逸龙）总理到访创业大街，一时万人空巷。虽然官方不让随便拍照，但消息不胫而走，结果当天的朋友圈里都被“总理咖啡”刷屏了。回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的热闹程度也不逊于今天。“92南巡”后，几段具有轰动效果的“讲话”，推动了一大批中国人完成了下海的动作。20年后的今天，社会变化翻天覆地，“下海”改叫“创业”，资本也从“血腥”的原始积累经历了几次“残酷”的洗牌。这其中的变与不变，各是什么？

　　看似是同一件事情，脱离原有体制自谋生路，为什么20年前叫“下海”，现如今叫“创业”？同一个现象背后最大的不同，首先是社会宏观背景的改变，其次是个体意愿的差别。你多少能感觉出来，从词性色彩上，“下海”略微显得有点儿贬义，总能让人回忆起当初有些迫于无奈之后的迫不得已；“创业”就显得高大上多了，当下如果有人去创业，不说敲锣打鼓、予以表彰，至少也是各种看好，都来点赞。

　　风险永远都在，如何止住“贪婪”？

　　对比“下海”和“创业”的宏观背景，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转型。90年代初的中国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初期“阵痛”，资本加速流动，供需关系改变，单凭体制内的力量已经无法破解新增的社会问题。于是，从领导层面开始尝试“简政放权”，鼓励民间资本，号召人们“下海”。你说当时下海都是自愿的么？我看不是，在体制化的沙漠里存活了二三十年，大部分人哪儿还会“游泳”，但迫于温饱的问题，以及对财富最原始的渴望，很多人还是一咬牙、一跺脚地下去了，毕竟还能扑腾两下，从前可是连“淹死”的机会都没有。对比如今的局面，整个社会都在争做创业的“温床”，政府频频出台政策鼓励创业，资本市场的热钱也自发地流入，连社会舆论都对创业者极大地偏帮和爱护。在个人意愿上，创业个体也多出于兴趣追求、自我实现，以及对社会未来的预期。其实无论“创业”还是“下海”，都可能充当着转型期的“社会实验品”，风险永远存在，个体在其中的命运，往往要受到自身因素和环境变迁的双重考验。

　　说起经济大潮对个体的影响，股市是个很好的例子。近期中国股市蒸发了20万亿，已呈“股灾”的状态。消失的大部分是这两年积攒的泡沫，真实的价值才渐渐浮现出来。其实历次的危机，除了经济规律，人性的贪婪都是始作俑者。经历过1995年“327国债事件”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1992年国家发行了总量240亿的三年期国债，在即将兑付之际，各方对财政部是否进行保值补贴产生了巨大的猜测和分歧，导致“327国债”的价格发生了大幅波动。做空的一方认为国家不可能补贴太高；而竞争对手则凭借着“内部消息”坚持做多，最终结果是空头被血洗，对手则攫取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明眼人能看出背后的政商关系，但事件本身不了了之。而那些90年代股市真正的“弄潮儿”，却因为过度游走于“套利”的空间里，极容易在财富和权力面前失去理智。

　　房地产和楼市也是如此。如今功成名就的“万通六君子”，当年也经历了一番活生生的“海南逃生记”。92南巡后，海南楼市开始了不可抑制的疯涨，商品房的平均价格在3年之间翻了4倍多，一夜之间多出上千家地产公司，其实都在“击鼓传花”。潘石屹说，当时一个压根儿没影的楼盘，倒几次手就能净赚上千万，有多少人得为此失去理性。而他和冯仑的逃生，只不过是在欲望面前多保持了一点点理性。一次偶然，潘石屹在海口市规划局查到：当时海南本地的人口不到30万，居然有1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没有需求支持的供给，不就明摆着是泡沫么。冯仑则因察觉到人性背后的贪婪，与潘达成一致，及时退出才保住万通逃过此劫。果不其然，国家在1993年开始整顿海南房地产，发现闲置土地和积压资金极其惊人，连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损失惨重。

　　只有在泡沫里游过泳的人，才真正知道资本市场的残酷。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10年以来新的房地产泡沫……狼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等被狼吃得只剩骨头了，或许才反应过来。每一次经济大潮的袭来和破灭，总能成就一拨人、淹死一拨人，但没在泡沫里游过泳，绝不知道怎么弄潮，当然，如果没趁泡沫破灭之前上岸，今后的游戏里也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如果说“逃生者”有什么特质？一是能用高度的理性，约束自己的欲望；二是时刻保持着一颗敬畏心。

　　面临再度转型，智慧“胜过”资本？

　　如今“创业”的环境比“下海”好太多了。尤其十八大之后，政商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面临的经济道路不同以往。生产问题变成了市场问题，营销代替制造成为价值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国际贸易环境发生改变，过去靠出口拉动内需，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年增加，这方面的竞争力开始减弱，中国也凭经济和科技实力加入新的竞争层面；游戏规则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经商拼的是关系，以及靠各种资源垄断来获利，如今的“创业”对政府和关系的依赖度大大降低，更多是依靠一种智慧和能力创造。总体而言，中国社会正试图完成从“资本经济”到“智慧经济”的转型。而今年恰好到达了一个转型的高峰期。从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总理和各级委员到访创业大街，政策、资本、资源、人才都在向“创业”靠拢。浪潮之下呈现出比当年“下海”更加热闹的景象。

　　1/4个世纪过去了，从“下海”到“创业”，词性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变了，但唯一不变的，是影响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保持批判主义的理性以及能够克服人类贪婪本性的自制力。国家的任何一个政策都是从整体出发的战略选择，发生的转折对历史而言可能就是一朵小浪花儿，但对个体往往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曾经的“下海”，还是如今的“创业”，个体都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和抉择，而面对那些你无法参透和左右的“历史规律”，只好心存敬畏，最终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未完待续）

　　作者为北京东方弘道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合伙人，专注投资互联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