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亟待建立大金融时代监管框架

　　相比其他领域的改革，中国金融改革正在提速，而且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然而，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结构和金融环境，潜在金融风险很容易被低估。中国亟待突破既有的金融监管思路，建立与“大金融”时代相适应的新监管框架。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央行将更多的承担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的职责。如何完善统计口径，更全面地反映货币的创造；如何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此解决机制不完善导致信号传导不畅；如何有效监控影子银行风险，建立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等，都需要货币当局有“大金融”的管理思路。

　　随着全球金融结构演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给传统货币创造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在过去20年里，银行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金融资产呈数倍增长。目前M0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0%左右，占全球流动性的比重只有1%；M2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22%，占全球流动性的比重只有11%；证券化债务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42%，占全球流动性的比重只有13%；金融衍生产品占全球GDP的比重为802%，提供了全球75%的流动性，由此形成了“流动性倒金字塔”。

　　未来五年内，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必然来自于“影子银行”体系。数据显示，中国“影子银行”融资规模总计约为人民币20万亿元，相当于目前中资银行放贷市场规模的三分之一。一旦出现局部违约或资金链断裂，势必冲击整个金融体系。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为主导，金融市场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但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壮大，金融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比20世纪90年代初和目前的国内金融资产结构可以发现，流通中现金相对于经济基础的比率在减少，而金融债券、政府债券、股票等占总金融资产的比率都有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深化”、“金融脱媒”以及“金融资产替代”的发展，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迅速膨胀。尽管影子银行部分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但影子银行创造的流动性并非中央银行直接控制，并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事实上，“影子银行”体系的躁动与中国金融转型相伴而生。要约束“影子银行”的过度发展，也要正确处理正规金融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的关系。

　　此外，“货币”与“财政”的关系也亟待厘清。当前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货币过多承担“准财政”职能。“低政府债务、高货币信贷”是货币充当“准财政”职能的突出表现。国有银行改革、持有外汇资产并由此承担冲销成本、通过票据置换和购买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并承担银行体系坏账，不仅恶化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也大大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财政也过多承担“准货币”职能。中国从1994年首次公布货币统计口径开始，政府部门一直没有作为货币持有者进行统计，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商业银行的财政存款并没有纳入到货币统计口径中。2010年末，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为24277.32亿元，与M2的比例达到3.3%。财政存款规模较大，并且随着政府收支变化而波动，对货币供给的冲击不容忽视。在货币调控和金融调控中必须约束这类货币的超发。

　　未来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将银行系统的风险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治理、金融安全网构筑等方面综合起来考虑，建立新型监管框架，切实提高防范和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要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强化央行与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央行应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着眼于整个金融领域，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改革与危机在赛跑，对于新一任金融监管当局而言，建立中国“大金融”治理和风险监管体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刻不容缓。

[责任编辑： 王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