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经济学之父：建议中国征收碳税 税收可增加16%

【人物】“气候经济学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

　　中国若征收碳税，税收可增加16%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劳佳迪 | 上海报道

　　尼古拉斯·斯特恩上一次来到复旦大学，还是28年前，当时他是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兼特别顾问。“那时浦东还没开发，大家还在讨论着要不要建一条跨越浦江的隧道。”3月18日，再次来到复旦大学的斯特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样回忆。

　　此后，斯特恩出任英国财政部第二常务次官，成为布莱尔政府经济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同时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还多次来到上海，反复传递着自己关于低碳经济的主张——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正是“气候经济学之父”，并因此在本国获得了“勋爵”的殊荣。

　　“身处糟糕的空气中，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烟一样，燃烧化石燃料确实会在每一年伤害很多人，数以百万计。”遗憾的是，就在受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之邀来到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刚在北京经历了PM2.5达到300的天气。

　　尽管此行是以在英国伦敦政治学院和英国社会科学院任教的学者身份，但显然，斯特恩更愿意将他的观点传播到更多的层面。他建议，中国政府未来可以对碳排放征税，每年相应的税收收入可能高达2800亿美元，而这超过2015年全国税务部门总收入的16%。在他看来，从去年底《巴黎协议》确定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看，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很大挑战。

　　全球GDP或因气温升高降低10%

　　1903年瑞典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万特·阿伦尼斯早在1896年就在实验室里验证了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温室效应”，但直到2006年，斯特恩在英国政府及首相布莱尔的邀请下，经过一年调研主持完成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才全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财政、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因为这份报告问世在国际社会受到高度关注，他本人享有“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奠基人”的美誉。“我们通常会用二氧化碳当量来测量空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增长。”斯特恩告诉记者，《斯特恩评论》发布时的温室气体浓度大约为430ppm，到目前为止是以每年2.5ppm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保守估计，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未来将以3ppm～4ppm速度增长，这意味着21世纪末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750ppm。”

　　750ppm意味着什么？如果在温度计上找到对应值，就会带来更直观的感受。“这一浓度下使气温上升5℃的可能性达到了近50%，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到本世纪末，预测全球气温将升高4℃～5℃。”

　　在斯特恩的气候模型中，这种程度的升高在地球过去几千万年的时间维度中都找不到先例，“我们估算，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温度上升5℃～6℃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 5%~10%的损失，而欠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其GDP的10%，而预计在今后200年内，排放的综合影响和总风险的成本将相当于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从科学的角度看，气温升高超过2℃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的共识，我认为最好低于2℃，所以尽快实现零排放才能实现这种平衡。”斯特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根据他的研究，在430ppm起点上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50ppm以内，大致需要花费全球1%的GDP，所以从现在开始减排，未来50~100年间每年耗费大约1%的GDP，将远远低于30年后开始减排所耗费的每年4%的GDP。

　　这为严格减排划定了明确的时间表。斯特恩认为，若要稳定在“气温最多上升2℃”这个目标，必须要在2018年以前实现，“如果需要更好地控制气温，2016年就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

　　斯特恩还对记者分析，未来20年将成为这项事业的重要节点。“现在全球约有50%的人口在城市地区居住，大约是35亿人口，但到了25年后将会有70%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将达到90亿，如果我们还以现在的方式建造城市，将会制约在高碳耗的城市结构中。”

　　建议中国对碳排放征税

　　具体到中国，斯特恩也强调了过去10年中国在全球减排事业中扮演着突出重要的角色。“目前2/3排放量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所以还需要在全球新的气候机制之下加强国际合作，在过去10年，太阳能板的成本降低了90%，风电成本也在不断降低，这是中国相关产业带来的历史性革新。”他说。

　　这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呼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长江特聘教授齐晔是国内低碳经济代表性学者，曾历时7年撰写成中国低碳发展报告，他就认为，从经济新常态来看，“十二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和“十一五”期间的11.3%比，大幅下降，终结了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实际对于能源的消耗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能源消耗的速度开始大幅度下滑。”

　　记者注意到，“十二五”期间全社会用电量和“十一五”期间相比，增速下降了50%之多，2015年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速只增加了0.5个百分点。这是自从1974年以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增速最慢的一年。在国际能源署最近发布的报告中，2014年全球的碳排放与上年保持基本持平，2015年维持了这一态势，齐晔认为，中国碳排放增速的减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2013年时，中国碳排放总量曾是美欧总和。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2013年人类碳排放量达360亿吨，其中排名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中国27.5%，美国16.9%，欧盟10.4%，印度5.9%，俄罗斯4.7%。

　　斯特恩建议，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碳排放税收调整来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激励结构，可以对污染进行征税，也可以用一些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投资于环保技术，税收合理增加了，也可以保护环境，治理污染。”

　　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称煤炭其实是很昂贵的资源，“目前一吨煤平均下来大概是50美元，如果我们燃烧煤产生一吨碳排放，在美国的碳交易市场报价是20美元，这样来看燃烧煤的成本比风能和部分地区的太阳能价格更贵。”

　　据他计算，中国每年差不多消费40亿吨煤炭，如果对碳排放征税，将会达到2800亿美元，这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的2.6%左右。“可以把碳排放的税收作为一项非常大的政府收入来源，一方面使企业有意识地减少碳排放，以及煤炭的使用；另一方面可以在这笔税收中支配一部分用于激励企业投资于环保技术。”

　　但由于税收杠杆牵扯到多方面，尽管数年前已经被国内学者广泛讨论，但对碳排放征税目前仍未实施。记者注意到，2010年就曾有消息援引国家发改委相关专家话语称，碳税专题组的基本研究工作已经做完，正在与全国人大等做进一步的沟通，希望是在“十二五”期间开始征收碳税。还有来自媒体报道援引财政部相关专家话语称，碳税改革将最迟在2013年启动。

　　据记者了解，当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调研报告就分析了中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在中国开征碳税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并从税制诸因素角度初步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具体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包括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中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议。

　　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后，还需要推动碳排放价格上行的机制

　　不过，碳税的暂缓推出并不代表中国减排努力的停滞。斯特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中国征收碳税将是一个“一步一步来走”的路径，“明年中国会加入全球碳交易市场，然后中国可以发放碳排放的许可，其实可以先从发放碳排放执照或者许可开始，再逐步推进征碳税，这样一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将2013—2015年定为试点阶段，但碳交易的总量并不符合市场预期。去年9月25日，中美双方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显示，明确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世界银行曾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能源交易市场。而中国国内的多个研究机构都预测，中国碳交易市场规模将在1000亿以上，并且在2020年之后达到万亿元的规模。但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8月底，中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成交额只有约12亿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建立碳交易市场，2013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2014年，澳大利亚启动碳交易市场；2015年1月，韩国碳交易市场正式运行。2014年，全球碳市场的交易总量约为91.1亿吨，交易总额约为505.2亿欧元，交易总量较2013年的104.2亿吨下降了10.5%，但其交易总额同比上升了约26.36%。

　　斯特恩坦言，即使是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后，还需要建立一种推动碳排放价格上行的机制。“欧洲也并没有做得如想象的那么好，全球各地都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10年前就有碳交易市场，当时其实进行得不错，但是一开始我们可能发放了太多的许可证，当欧洲经济放缓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发放碳排放的许可和执照，导致价格有了下行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应该给碳排放价格一种上行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