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之前，何俊清本想去买一条薄裤，但因媒体来访频繁，一直没有时间，最后还是穿着那件厚牛仔裤去了北京。
他从来没有想过，人生第一次来故宫，竟然是参加父亲的追思会。
6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为农民工何刚举行追思会，缅怀他32年前向故宫捐赠了一批价值极高的文物。这32年，何刚一直活在“坎”里，两任妻子先后去世，父亲重病，儿子离婚……连自己最后也倒在了工地上，劳苦的一生被终止在54岁。
父亲走了，何俊清感到，天也塌了。家里两个80多岁的爷奶，一个6岁的女儿，老婆又怀着双胞胎，再过一个月，就要找人照顾了，而自己因为请丧假，刚丢了工作。他不敢想明天，“一想就受不了”。
以前村里人总说他们家，“挖宝把风水挖破了“，才一直出事。他也曾让父亲请个先生来看看，但一提，父亲就生气。父亲不信风水，他信命。有时候他也说，“苦啊，苦啊，苦也要好好过啊。”
何刚的遗体在他做工的山东火化了。6月14日，何俊清把骨灰带回河南老家，两天后，把父亲与两位妈妈合葬在离家两里外的麦子地里。
借钱去北京捐文物
从郑州坐3小时大巴到商水县，再搭近1小时的三轮车，来到固墙镇，随便找个人打听，都知道何刚是谁，家在哪里。
“在外出名的是我们家挖文物，但在这边，我们家这种（多灾多难的）日子才是出了名的。”何俊清自嘲。
在离镇街1公里的固墙村西北角，胡同深处，一栋灰色水泥外墙的两层小楼。2003年建成，直到近几年何俊清结婚，才刷了墙，铺上地板。屋内陈设简单，除了电视和洗衣机，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
“他们是借钱盖的房，就是充下门面，在农村，不盖房子找不到老婆。”何刚的堂哥何书勒解释。
何刚80多岁的父母亲。 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图院子里，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坐在板凳上，拿蒲扇驱赶满地乱飞的苍蝇。两位白发老人刚失去独子，脸上见不到一丝笑容。
因家里一直出事，平日很少有人来串门。这几天媒体来采访，客人也多了。何父双目几乎看不见，眯着眼听大家说话，提到当年捐赠文物的过程，才插了一句：“文物是我发现的。”
1985年冬天，何父在自家宅院里磨豆腐，挖坑栽桩时挖出了一个缸，打开发现，里面装满了瓶鼎杯碗，他一件件拿出来看，夜黑看不清，忙乱中还不小心踩烂了几件。
“我叔说都是银子做的，那银子这么厚，有个花瓶外面还镀了金。”何刚表侄张海涛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比了个一寸的宽度，“农村人不知道啥文物几级，但是对金子银子特别敏感，他就觉得这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肯定值钱！”
那年何刚才22岁，初中毕业，一时拿不定主意，谁也没告诉，直接去找了自己信任的生产队副队长刘红恩（后来当上村支书）。深夜，两人在屋里秘密商议后，决定上缴。
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不断有人问何刚同一个问题：“咋不卖？”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文物属于国家，不能卖。”
“谁卖了，谁就要受处分。”何父在旁边又插了一句。
在刘的建议下，何刚找到商水县固墙食品公司主任老于，他有个战友正好是故宫的保安。村里没有电话，他们用老于办公室的手摇电话，联系上时任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
梁金生让他们送来看看，并答应报销路费，何刚当下便选了10件银器，向表哥张黑孩先借了150元路费，与刘红恩、老于二人连夜坐火车去了北京。
第一次见面，梁金生印象中，何刚比较腼腆，话不多，基本都是刘红恩在说。而何刚曾回忆，当时有六七个人围着挨个看，光点头，光说好，有位岁数大一点的老先生过来一看，就断定：“元朝的！”然后又说了一声：“好！”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遗存银器较少。梁金生说，何刚带来的这批元代窖藏银器确实是个惊喜，可以说填补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一项空白，在后来的重大展览中多次展出，甚至被送到国外。
他给何刚普及文物法。何刚说家里还有几件，有些破了。破了也要，梁金生让他把剩下的全拿过来。
临去北京前，何刚找人借路费，只字不提献宝的事，“保密得很”。没想到，从故宫回来后，全国各地的文物贩子便找上门来了。
“当时有人出几千块想看一下东西，何刚不让看，打发他说，都送故宫去了。其实当时家里还剩了几件。”
还有人以为何刚嫌钱少，直接让他开价，“一袋子钱总够了吧？”在何刚眼里，能装满一个蛇皮袋，那已经是“很多很多钱”了。
每天都有人来问，每次都吃闭门羹。回来没几天，何刚就把剩下的9件全部送去了故宫。梁金生又问，这些银器装在什么地方，何刚说有一个缸，又让他把缸也拿来。
三个月后，已是1986年2月，何刚抱着几十斤重的缸，第三次跋涉向京。至此，何刚与故宫的交集告一段落。
经鉴定，何刚献出的19件银器包括二级甲文物1件、二级乙文物11件、三级文物5件、一般文物2件。
但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知道，自己所捐赠的文物，究竟有多宝贵；而数以亿计的游客也不知道，那个与名门大家、政府官员一起被镌刻在故宫捐献者名录“景仁榜”上的名字“何刚”究竟是谁，过着怎样的生活。
吃不上的哈密瓜
何刚第二次去故宫前，妻子本想留下一个银碗，给刚出生的女儿何华以后作嫁妆，何刚不肯，全带走了。
“我弟说咱不能留，留一件就对不起国家。”当年住在对门的何书勒隔着一条马路，听到了两人争吵的声音。
妻子后来经常拿这个事生气。
当时故宫给了9000元，1000元报销三人路费，8000元奖励何刚。拿到这笔巨款，何刚依然节俭过活，“不舍得花钱”，按张黑孩的话说，是“抠一点”。
妻子想买一台缝纫机，要一两百块钱，何刚不同意，两人又吵起来。妻子一时想不开，喝了农药。
经人介绍，何刚娶了第二任妻子，对方也是二婚，也带着一个女儿，改名何燕华。不久，何俊清出生。
然而仅仅过了十年，何刚又遇到了人生第二个大坎，妻子患上尿毒症，晚期。治好要换肾，换肾要三四十万，也一直找不到肾源。只能做透析维持生命，一次六百多，三天做一次。
“摊上这个病，人家都说是无底洞，扔多少钱都不行。”何俊清说起那时候的艰难，总是以一句“唉呀你都不知道”收尾。
2003年，“非典”横行大半个中国的时候，病魔也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肆虐。
何燕华回忆，当时家里正在盖房，盖到一半，母亲检查出尿毒症，父亲不想盖了，留着钱给她看病。但母亲怕父亲以后一个人，再赚钱盖房很难，就以不去医院、不吃药的方式威胁，硬逼着父亲把房子盖起来。
何刚一边盖房，一边为妻看病。打工多年的积蓄花完，就到处借钱，借不来了，就去银行贷款，找人担保。有人劝他，反正治不好了，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该借的借了，该卖的卖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刘红恩提议他去找故宫，大家都附和：“你给国家捐了那么多宝贝，现在有困难了，国家会帮助你的”。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何刚带着村里和乡里的介绍信，在张黑孩的陪同下，坐大巴去北京，路上一碗泡面也没舍得吃，饿了八九个小时。
同样是去故宫，以前是“送”，现在是“要”，心情天壤之别。在亲属和村民看来，如果不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以何刚的性格，是绝对不会跟人张口要钱的。
梁金生接待了他们，何刚依然“话不多”，只讲了困难，“有点不好意思张口的感觉”。
故宫第一次遇到捐赠者求助的情况，没有这方面的专项基金，但考虑到何刚确实困难，还是从福利费中支出5万元给他。
何刚清楚故宫没有义务帮忙，却还是伸以援手，心里既感激又不安，从北京回来的路上，就念叨“等以后翻过身得把钱还给人家”。
但在“无底洞”面前，5万元也如杯水车薪。用完了，又开始借钱。后来借钱也成了问题，就借一次透析的钱。
张海涛记得，有一次叫救护车，何刚只借了六百去市医院，做完透析后，兜里只剩下三十多块钱，不够买车票回家。
再后来，六百块也借不到了，就请学医的张海涛每天去他家打针，缓解肾衰症状，严重时一晚上跑五六次，这样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最后，我爸还去找担保人贷款，还没贷到人就不行了。”何燕华回想起来至今遗憾，有次透析回来，母亲想吃哈密瓜，但没舍得买。“那时候我还小，没想那么多，她说不买我们就没去买。现在想想真后悔，就一块哈密瓜都没能满足她。”
“苦啊，苦也要好好过啊”
在子女的记忆中，父母虽然经常因为没钱吵架，但感情很深。为母亲看病那两年，父亲一直表现得很坚强；人一走，那根一直紧绷的弦也断了。
每天在家喝酒，喝得烂醉，往街上一躺，睡死过去。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何刚精神出问题了，“就跟傻子一样”。
在外人眼里，何刚做的很多事情都很“傻”。
比如捐文物，村里一直有人怀疑何刚有私藏，过来打听，说没有人家还不信——“真的假的？”“真的。”“傻子啊！全部捐出去。”
自从妻子患病以来，家里一直欠着好像永远也还不完的债。有个邻居家里急需用钱，向何刚借，他直接给了500元，不让对方还。何燕华听说后气得心疼：“你自己过的什么日子啊，你自己都没钱，怎么还想着别人？”何刚说：“他比我苦。”
给妻子看病，大家也觉得何刚“傻”。既然换不了肾，看病就是浪费钱。
妻子也不想拖累家庭，想打一针“安乐死”，何刚一直不同意，气急了撂下一句狠话：“我就算去卖血也要给你看！”
“有一次在医院抢救，连我妈的娘家人都说算了，拉回家准备后事，只有我爸一直在坚持，他说只要医院不给我下达通知，只要有一丝希望都要救回来。因为我爸，后来我妈又多活了几个月。”何燕华说。
妻子去世后，何刚整个人就垮了。一喝酒就往外跑，吃饭不回来，天黑也不见人。有好几次，何俊清和大姐都是深更半夜在母亲的坟边找到他，有时候在那儿哭，有时候躺在坟上睡了。坟在地里，旁边有口浇灌用的井，总怕他想不开跳进去。
2006年，人还没走出来，债还未还清，何刚的老父亲又得病了：骨质增生，股骨头坏死，急需动手术。家里再次陷入了绝境。何刚又去找了故宫，故宫又给了5万元。
生活还在继续。为了还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他重新出去打工，开始了到处奔波的日子，全国各地跑，西藏、新疆、黑龙江，哪有活就去哪，什么都干。
直到2009年儿子结婚了，何刚的精神状态才渐渐好起来，酒也少喝了。但结婚没几年，女方嫌家里穷，没婆婆照顾孩子，又离了。
“我爸辛辛苦苦攒钱让我结婚，结果离了，对他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何俊清一说起这些事，声音就变得很轻，就像他在黑暗中的叹息，缥缈迂回，然后消匿于漫长的沉默。
“人家都说，这个坎过去了，一辈子也就过来了。但我家是一个坎接一个坎，一直有个坎，一直在坎里。”
自从何俊清去年娶了现任妻子，父子俩挣的钱也可以还债了，终于感觉日子开始“有一点顺了”，“以为过去了，没有想到，又一个坎”。
只是这个坎，何刚再也跨不过去了。
“我爸这辈子太不值了，一辈子多苦多难，没有享过一天福。有时候他也说，苦啊，苦啊，苦也要好好过啊。”
“罕见的老实人”
浙江绍兴摄影师董建成听闻何刚的死讯，“整个情绪都掉了”。他发了一条800多字的朋友圈，怀念这位仅有一面之缘的朋友。
在外除了工友，何刚很少与人有交集，董建成是为数不多的一位。
2011年3月13日，董建成接到《中华遗产》杂志社的电话，让他去采访一个叫何刚的人。听说此人多年前向故宫捐了19件文物，现正在绍兴斗门的高铁工地打工，他一开始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吗？
当时何刚没有手机，董建成通过工友才辗转联系上他。赶到工地后，听说何刚受伤回工棚了，那是几十人一间的油布棚，何刚的床被在最外面，“要是刮风下雨，他那里是首当其冲的”。
等了几十分钟，何刚一瘸一拐地来了，问起伤势，说是被砖块砸到了。当时他在工地上搬砖，一块砖几十斤重，工资并不高，一天只有几十块钱，干了40天，就领到1700元。
当时他身体不好，腰、腿、胳膊都疼，从绍兴回来后，检查出腿弯囊肿，做了手术。此外还有腰间盘突出、肩周炎、高血压等问题。
在工地拍完后，董建成送何刚回工棚，路过小店时，给他买了一箱方便面，一箱啤酒。何刚不愿平白受惠，想自己付钱，董建成至今想起这一幕仍觉悲痛，“他当时自己拼命掏，一共就掏出十五块钱，他身上没钱。”
董建成让同事打掩护，在方便面箱子里偷偷塞了200元。第二天早上7点，何刚就用工友的手机打来电话，说：“董老师，你有200块钱漏在泡面箱里，我给你送去，你在哪里？”他赶紧说：“千万别送来，那就是给你的。”
回去单位后，董建成跟同事讲述了这件事，说这是一个“罕见的老实人”，有着这个时代非常“稀缺、尊贵”的品质。
此后，两人像朋友一样，一直保持联系，每次都是何刚主动打来，问他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偶尔也倾诉家里事情多。
“今年春节，何刚还打来电话，说自己身体不太好，干活没力气，全身都有点问题。我劝他不要干了，可以休息了，他说哎呀不干怎么行呢，上有老下有小的，要养家啊。”
何刚满眼疲惫。 董建成 摄那一期《中华遗产》杂志还报道了其他故宫捐赠者的故事，但何刚活得最苦。“我问他，那么值钱的东西捐了，自己吃这样的苦，干这种活，又养不活家里，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如果再发现（文物），还捐吗？我还捐。”
令董建成感到遗憾的是，当时何刚儿子生的第一胎不太健康，想生二胎，需缴一万多的罚款，村支书催他赶紧交，不然就涨价了，但家里还欠着两万多元债，根本无力支付。董便劝说他去找故宫，他非常纠结，不好意思再张口要钱。不过，他从书上看到，在国外捐赠文物后，可免除税收，就琢磨着能不能请故宫开个证明，免了这笔罚款，“当时村里甚至也说只要故宫出张证明来，（就给他免掉）。”
6月23日，时任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何刚在电话里“提了很多次”，因为没有政策依据，最终还是拒绝了何的请求。“故宫不是福利院，不是政府，哪有那么大的能力？”
梁金生说，何刚后来再没有联系过他。
“其实，跟故宫要钱的事一直是我叔的心病，他觉得欠了故宫的，心里不干净。”张海涛父子近几年听何刚说过，以后日子好点了，得把故宫的钱还了，这辈子还不完，死后也要让儿孙还。
家里不停出事，一直入不敷出，借钱是家常便饭。但在还钱上，何刚从不失信。他曾向张黑孩借了5000元。欠了很多年，没还上，“都没脸去见人家”。
2015年，在外打工的何刚听说张黑孩家要盖房子，就从村支书刘红恩那儿借了5000元送过去。张黑孩知道后又把钱送了回去，对他说，“你不用借他的钱来还我，我盖房不差这钱，不着急还。”何刚坚持还了。
今年年初，何刚又向大女儿何华借了钱，把5000元还给了村支书，“我爸说工资还没到账，先用我的钱还人家，等他回来了再给我，后来我爸领到工资，就把钱给我了。”何华说有时候回一趟娘家，他也会让她记账，为家里花了多少钱，等他回来都给回她。
“我爸从不问儿女要钱，就算子女给也不要，我跟姐姐出去打工，没给他手上交过钱。”唯一有一次，何燕华打工一整年，回来给了父亲1600元，其他时候再没给过。何刚他认为自己还年轻，还能挣钱，还不是伸手问子女要钱的时候。
何刚去山东打工，把钱都留在家里，自己只带了200元，工地两个月不发工资，他没钱用了，也不跟家里说。他烟瘾大，有个工友递给他一根烟，他说自己两天没抽了，没钱了。工友说借点给他，他不好意思借多，只借一百，一有钱马上还了人家。
何燕华每次问他有没有钱用，没有给他寄点，“他都果断拒绝”。何刚知道，这个嫁去福建大山里的女儿，家境并不富裕，去年才盖房子。去年他发了工资，还想着给她两千。
今年4月份，因老母亲摔倒住院，何刚请假回家。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家，这次回来，大家都感觉到他很高兴，“笑容多了”，人也胖了，“以前没看过他这么开心。”
何华说，可能是因为弟媳妇怀了双胞胎，父亲干了一年手里也挣了一些钱，债也还得差不多了，所以心放宽了。
张海涛问何刚，小儿子的双胞胎生下来，唱不唱戏？他大声回答：“唱戏！借钱也要唱！”
老母亲身体好一点了，就催何刚快回去上班。但他不想走，觉得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儿媳妇又怀着孕，应该留个人照顾。去张黑孩家帮忙垒鸡窝时，聊到这个话题，张让他放心走，家里有啥事会帮他料理，“不出去挣钱不行啊。”
何刚还欠老伙计毛孩9000元。临走前，他似是承诺般对“毛孩”说，再干一年，把债还完，就不干了，不想再出去了，再干一年就回家。
意外比明天先降临
5月29日，毛孩接到何刚的电话，拜托他割麦时帮忙开车运回家。毛孩有个三轮车，每次何刚回来，都是他开车去接。
他相信何刚把文物全捐了，毕竟“有钱谁还出去打工”，在村里，像何刚这样五十多岁还出去打工的人很少。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何刚夫妇去江苏无锡捡破烂，他也跟着去，但很不习惯，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那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儿”。
张海涛也曾去无锡找过他们，一个院子住了好几家，何刚夫妇在其中一间屋子，10平方米，吃住都在里面，床边堆满废品，门也坏了，关不严。他记得，那天晚上吃的是何刚从高档小区里捡回来的一块冻牛肉，味道还挺好。
张黑孩回想表弟的一生，想来在无锡捡破烂那几年，算是何刚人生中最平顺的一段日子了。
5月30日，何刚一大早给大女儿打来电话，问：“玉米种了没有？”“不是说好今年给别人种吗？”“哦，我忘了。”然后挂了。
何刚的这部手机是刚买的，还不太会用，发微信语音，以为跟打电话一样，按住了等对方接，因此，他每条发出去的语音，都没有讲话。
今年春节，何刚没有回家，在茫茫的麦田和大雪中，一个人守着工地，给儿子打电话说这边没意思，没人说话。何俊清给他寄了一部智能机，“几百块的那种”，可以看新闻，看电视，视频通话。
5月2日何燕华最后一次与他视频通话时，他还在看工地。名义上看工地，其实什么杂活儿都干，做饭、洗衣服、搬东西，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130元。
“我爸老实人，在工地就被欺负，什么脏活累活都让他干。”何俊清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去绍兴工地抬钢筋，在老家说好抬一吨多少钱，但最后结账时差很远。
年纪大了不好找工作，山东这份工虽然危险又累，但比较稳定，何刚不想丢掉，几乎是“小心翼翼”在做。
“过年都不舍得回来”，工人都回家了，经理希望他留下来看工地，他就留了下来。一开始听说老母亲摔倒，何刚想请假，问经理“会不会找人顶替我”，经理说可能会，就不敢走。后来老人病情加重，他才请了几天假回去。
何刚拍的山东工地照片。5月30日11点30分，本该是吃饭时间，但上面说“不干完不准下班”。何刚被队长安排去爬30米高的龙门吊，同队的工友朱国华告诉记者，那个工程已结束，当时他们正赶时间拆卸设备，何刚等7人上去是去拆螺丝。
子女们不能理解，父亲50多岁了，看工地看得好好的，为什么让他爬那么高？何况他还有点恐高。
恐高是因为以前摔过一次。有一年他在无锡做清洁，从架子上摔下来过，肋骨断了几根。他没跟家里人说，也没要求人家赔偿，自己去医院挂了水，就这样不了了之。
去年年初，何俊清和父亲一起去了山东工地，几个月间，被磕掉门牙，被打到眼睛，被40斤的铁块砸坏手指头。正好赶上收麦子，何刚让他回家，伤好后去无锡工作。
何刚在电话里常说工地危险，老有人受伤，家人劝他别干了，他又说“防着呢，防着呢”。
11点44分，正在闲聊的朱国华突然听到“咔擦”一声，抬头看到龙门吊一边正在倾斜，只跑出3步，就塌了。转身跑过去一看，人已经没了动静。
何俊清有一年没见到父亲了，两人隔三差五通电话。出事那天，正好是端午节，父亲摔下来的时候，何俊清在无锡上班，心里还想着晚上给他打个电话过节。
[责任编辑：郭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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