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专家谈“中等收入陷阱”(下)
稳中求进 方能不落“陷阱”(权威论坛)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相关报告称,许多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都经历了经济增长放缓阶段。过去50年来,有18个国家一直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包括12个拉美国家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3个亚洲国家。以这些国家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其中不少国家仍将在数年内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另一方面,自1965年以来,有14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经济体花费较短时间完成了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
跨越的关键——
完善体制机制
现在,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万美元,居世界前列。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功突破1万美元,并保持了顺利的发展态势。2007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顾清扬(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一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建立现代化制度,而不是狭隘地只看经济内容。新加坡从英国继承了现代国家制度的体系,例如司法、公司管理、公共服务体系等,有比较好的制度基础。从本国来看,执政党在党的建设、基层民主方面,将东西方民主相结合。这种符合本国国情、独特的制度不同于欧美国家,形成了坚强的政治核心作用,对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新加坡拥有高效廉洁的公务员体系,行政管理方面非常有效且执行力强,决策具有前瞻性。当然新加坡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但主要是由于生产率差异导致的,对社会危害相对较小。有些国家则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完善,导致机会不平等,从而使收入差距扩大,这对社会的危害较大。新加坡较好地利用了外国资本,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本投资和创新能力,给本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同时,新加坡企业也具有活跃的创新能力。依靠外资和本国企业,新加坡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形成了生物医药制造、化工产业等高附加值行业,很快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了高收入国家。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新加坡政治稳定,政府经济管理能力强,比较强调创新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该国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外资,且没有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强调人力资本的投入。另外,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城市国家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松野丰(清华大学·野村综研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功突破1万美元,并保持了顺利的发展态势。日本之所以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够保持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每隔约10年就要进行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转型。具体来讲,上世纪60年代,日本致力于提升制造业整体的生产合理化,重点投资了钢铁、电力等基础行业。同时,这一时期确定了合成纤维、石油化工、机械零部件等未来成长产业的发展目标,积极开展研发和投资。70年代,日本虽然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陷入能源不足和通货膨胀的窘境,但这一时期国家推进了骨干企业的生产调整和企业重组,将国家的制造业向更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家电等产业方向靠拢。到了80年代,由于吸取了70年代能源危机的教训,日本重视发展节能产业,产业结构也成功转型为半导体、计算机、微电子和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第二,大规模投资研发,提高产业附加值。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有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基础性、长期性研究,也有以民间企业为主导的产品创新与改良,各自承担是一大亮点。第三,培育中产阶层,扩大个人消费。当时,日本有所谓的“一亿皆中产”的流行说法。这虽然并不是国家明确提出的政策,但日本社会整体有“大家都要努力成为中产”的广泛共识。
李凤杰(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除了经济长期停滞,还会集中出现各种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经济增长高速时期往往被掩盖而显得不那么突出,如物价上涨过快、区域间或阶层间收入差距扩大、民众对社会福利的要求增加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经济大幅下滑;2010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次回到2万美元的水平。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政府加大对信息技术、汽车、造船等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和扶植力度,并进一步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培育零部件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服务行业的整体水平,以及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停滞在2万美元左右,并且还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陷入的教训——
创新动力不足
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自上世纪60年代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可至今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被认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当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工资上涨,从而相较于低收入国家,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竞争力;同时产业升级不到位,又无法和高收入国家在高端市场相竞争。
因此,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强自主创新。进行产业升级首先需要高效的企业,其次政府要提供有效的市场条件,包括需要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效的价格信号、人力资本的积累、基础设施的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等。
泰国、菲律宾过去一段时间政治环境不稳定,泰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出现波动。菲律宾虽然有产业政策,但没有得到有效执行。马来西亚情况较好,目前人均年收入约为1万美元,预计几年后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顾清扬(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制度问题,经济发展滞缓只是这些问题的综合反映。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重点表现在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能实现从落后到现代的跨越。这些东南亚国家在起步阶段经济增长较快,但在制度方面发展较慢,使整个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没有跃升到发达国家水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一方面,政治民主形式畸形。菲律宾等国在政治民主方面过于强调西方民主,没有和本国国情相结合,导致本国政府软弱。政府管理能力落后,导致经济发展和市场规范难以到位。
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利益集团和利益操作太强化,真正的民主和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此外,这些国家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升级滞后,过度依赖出口,随着出口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就会迟缓,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能力受到了遏制。马来西亚的情况相对较好一些,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稳定的意义——
营造健康环境
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继续维持较快增长。在非洲,已有人口总数达4亿的22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另有10个人口总数为2亿的国家,也将在2025年前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甘迪勒(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虽然非洲国家经济受到欧元区危机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但非洲地区商品价格普遍维持高位,同时资源类商品出口量不断增长,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为该地区经济在2013年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非洲大陆新近发现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矿产资源将为其创造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非洲的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近10%。
例如,如果按2011年的生产和出口水平,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尼日利亚可持续供油41年。在非洲国家中,已有人口总数达4亿的22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另有10个人口总数为2亿的国家,也将在2025年前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非洲经济的强劲增长也带来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非洲一些国家虽然发展迅速,但经济发展模式单一,短期内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一定难度,这将导致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需要注意,非洲一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还有国际粮价高涨、发展模式单一且短期内不易转变,以及局部地区动荡等一系列制约因素。对非洲来说,只有稳定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健康有利的环境。
陆璟皓(南非前沿咨询公司中非事务处分析师):没有哪个富裕国家是可以在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前提下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南非早期的成功是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推动工业发展的。特别是在南非发展最迅速的20世纪60年代。
当1994年移除种族隔离的壁垒后,南非新政府继承了此前100多年来积累的成熟的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等,南非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大发展。
目前,如果政府与商界加强互信,那么,政府宏观调控的意愿就能得到积极响应。此外,进一步平衡教育资源,将有助于促进就业和创新,使南非经济获得额外的增长动力。
停滞的实质——
调整不够及时
所谓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出了问题。
理查德·赫德(经合组织高级经济学家):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有的国家未能按照预期实现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拉美国家借了很多外债,通货膨胀很严重,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为改变这一局面,拉美国家做了很多努力,调整经济政策。现在墨西哥、巴西等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速。
东南亚国家在遭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外资比例过高,国内生产总值在一段时间内急剧下降。如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又有所回升。但从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到高收入国家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按照5%的增速,这些国家可能仍需至少15年时间才可能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经合组织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东欧国家,在15至20年前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但现在都成为高收入国家。所以“陷阱”是可以避免的,这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政治稳定性以及对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的资金扶持政策等。
欧美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危机、衰退和经济增速放缓。法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行与英镑的固定汇率,英镑重新估值后,法国的发展也放缓了。但当时人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陷阱”。英、法、日、韩等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不应中断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要让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并在城市获得同样的权利。
徘徊的原因——
宏观政策失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拉美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纷纷进入中等或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相继陷入停滞,有的国家这一状况持续了四五十年之久,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莫雷诺—布里德(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驻墨西哥首席经济学家):如果将“中等收入陷阱”说成“拉美陷阱”是不公允的,因为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也有很多国家深陷其中。
经济政策失当是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关键因素,“市场之手”独大而政府不作为的局面依然如故。墨西哥几届政府力图推进的财政税收改革和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均遭遇重重阻力。当然,这一时期由于银行业私有化进程造成的信贷紧缩和墨西哥比索实际币值被高估等因素也不能忽视。
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最近几年出现增长,但迄今并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是从1983年开始进入经济增长停滞徘徊期的,主要表现在整个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大幅萎缩,特别是制造业“发动机”熄火,公共支出和消费萎靡不振、民众储蓄率低下和个人收入增长停止,等等。同拉美其他国家一样,墨西哥的过度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开始显现出负面“滞后效应”。
当时,墨西哥开始施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致使政府的公共投资急剧萎缩,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的社会财富分配模式扭曲,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最突出表现是这一时期的公共支出骤然紧缩,以致最终“作茧自缚”。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要改变传统以石油矿产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不合理产业结构布局,大力优化和扩大生产性投资,果断推进业已展开的财税、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同时全面营造稳健的金融市场环境,为工业经济提速提供保障。如若改革政策实施得当,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还可成为此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之一。这些拉美国家应抓住新一轮产业革新大潮之机,大幅调整和升级本国工业技术创新体系,以便在参与全球工业产业链上游的竞争中占据主动。
豪尔赫·卡斯特罗(阿根廷战略计划研究所所长):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在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收入分配问题。20世纪上半叶,拉美国家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亚洲。1910年,阿根廷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是世界上最富裕的10个国家之一,高于法国和意大利。1950年左右,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日本的3倍。但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拉美不少国家试图用限制进口外国产品的方式来保护本国产业。此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证明,贸易和产业保护主义不能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反而催生了一批低效率、低竞争力的企业。
收入分配问题也是拉美国家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拉美多数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主要被少数精英阶层所垄断。由于资源垄断和竞争缺乏,拉美上层社会缺乏开拓动力。由于长期无法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加上社会流动性不足,庞大的中下阶层难以得到发展机会,拉美国家政治缺乏稳定性,军事政变时有发生,政权更迭频繁。
拉美国家收入起伏不定,其中有经济发展起起落落的原因,也有汇率变化造成的统计原因。阿根廷从上世纪中叶以来,总体经济水平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反映到美元计算的数据中,有的年份由于汇率大幅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下子缩减很多。
比如2002年,由于发生债务危机,阿根廷比索大幅贬值,阿根廷人均收入按美元计算一下子从1998年的约9000美元,下降到当年的2000多美元。但按反映真实生活水平的购买力平价计算,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在8000美元以上。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王慧、莽九晨、范剑青、邹志鹏、刘睿、倪涛、李志伟、宋豪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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