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遇冷” 反浪费引发高消费市场变局

　　图为古驰在华一家旗舰店。（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反对铺张浪费等措施的贯彻落实，一直以来“牛气冲天”的奢侈品行情明显下挫，一些品牌也暂时放缓在中国的拓展计划。

　　眼下，公务人员消费奢侈品饱受诟病，“成由勤俭败由奢”呼声不绝于耳。社会舆论认为，在刚刚解决温饱、尚未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国社会宣扬奢侈消费，显然不符合国情。

　　公款消费收紧，奢侈品应声“下落”

　　2012年底，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出台，举国上下积极行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社会舆论对公务人员的监督也逐渐加强。

　　公款消费“收紧”，奢侈品销量应声“下落”，一些奢侈品牌高增长随即遇到“瓶颈”。贝恩公司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速为7％，与前两年30％以上的增速已有一定落差。

　　记者走访上海一些奢侈品专卖店也发现，购买人数明显“缩水”。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纪梵希专卖店前段时间开始打折，近日已关门。

　　“奢侈品牌在中国抢地盘式的扩张已经无法延续。去年绝大多数品牌销售业绩没有达到年初目标，最多的少了30％以上，近年罕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球知名奢侈品集团在华负责人表示，这与奢侈品海内外价差大、经济整体环境遇冷等有关，也与公款消费受限有一定关系。

　　另一家奢侈品店员表示，由于税务局查得严，以办公用品为名目的发票暂时开不出来，顶多只能将珠宝、手表以“皮具”名义出售，销量下滑两成左右。

　　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报告显示，2013年1月20日至2月20日，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总额为8．3亿美元，比2012年春节期间销售下跌近53％。

　　2013年，包括古驰、路易·威登等奢侈品牌在华放缓扩张的消息陆续传来。路易·威登高层此前表示，将全面抑制扩张，不会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继续开店。古驰负责人也称，2013年将维持在中国门店数量，不再前往新的城市开店。

　　上海历峰双墅公司总经理张嘉恒坦言，随着中国市场变化，今年总部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在中国拓展计划要慎重。“其实世界四大奢侈品集团以及一些独立品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拓展中国市场放缓。”

　　奢侈消费隐藏幕后交易？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1年人均GDP排名中，中国名列第86位。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奢侈品市场，仅次于美国。

　　记者调查发现，在奢侈品消费巨额数据的背后，仍然暗藏着公务浪费、权钱交易的需求。为了适应中国消费市场的“特点”，不少奢侈品牌都“入乡随俗”，给予购物者最大限度的“方便”。

　　在上海一家普拉达（PRADA）专卖店，销售人员介绍，买动辄上万元的奢侈皮具，开发票可以是“礼品”，也可以是“工作服”，显然为了报销方便。

　　一位奢侈品品牌销售顾问甚至表示，不管购买的是什么商品，都可以开具“办公用品”发票，且不会出现商品明细，方便入账。

　　这位销售顾问说，不少客户购买奢侈品“不问价格”，“因为付钱的都不是他们自己”。一些不带钻石、不镶金的手表比较适合送给政府官员，“这样比较低调，看不出来价格，现在风声紧，买爱马仕太高调了。”

　　“发票擦边球”是不是违规，其实奢侈品公司心里非常清楚。一位资深业内专家说，今年以来，一些奢侈品牌的高层都担心这样“变相”协助“公款消费”可能带来法律风险，已经采取了行动。

　　据透露，不少国际奢侈品品牌从去年开始陆续内部发通知，要求不准乱开发票，而今年具体规定更加详细。“实际上卖什么产品开什么发票是国际惯例，只不过中国客户有特殊要求，一些大牌也就‘暗度陈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申恩威说，一些单位之间“公对公”送礼可谓巧立名目，购买礼品的资金通常笼统称为“办公用品”、“食品”等，至于购买产品的用途和去向等具体信息不会注明。

　　赠送奢侈礼品，涉嫌变相行贿

　　奢侈品牌的服装皮具、生活用品、钟表首饰，总给人一种优雅、时尚的感觉，其“卖点”也正在于此。然而，如果牵涉到权钱交易、公款浪费、变相行贿受贿，就成了一种披着“优雅”外衣的腐败，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也让奢侈品的美好形象彻底变味。

　　温州商人朱先生告诉记者，他一年买的奢侈品牌皮包可能就有几十个，根本不是自用，几乎都是送礼，大多送官员。“这些东西价值高，对方接受了也感觉是个礼品，不烫手，几乎就是送钱，听说现在还有专门回收兑现的渠道。”

　　专家建议，应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切断公款送礼的资金源头；对预算外资金加强管理，遏制这部分资金的体外循环；同时加大对私相授受、权钱交易的打击力度。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说，报销发票不允许开“礼品”等项目，必须标注具体的商品信息，便于对商品去向进行监督，严查企业主向公务人员送礼行为。“要把政府花的每一分钱纳入预算管理并公之于众，到年终时能够说明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刘春彦说。

　　申恩威建议，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以及香港地区的做法，将礼品金额限定在一定数目之内，超过这一额度，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以公款行贿罪论处，对公款送礼方和接收方，均以涉案次数反映的实际金额累计量刑。

　　“不能只公开项目资金。”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认为，必须公布更细致的条目，方能让政府花钱更明白。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完整详细地披露政府财政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建民说，针对公款消费，欧美国家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制度，如美国“牙签法案”规定，酒会上所有的食品都只能用“牙签”或者用手拿着吃，不得有正式的饭菜等，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记者　周琳、陆文军、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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