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意味变革常态 增长目标需适当下调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陈中 见习记者 孙璐璐

　　今年5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的重要表述，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会呈现出哪些特征？如何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态阶段，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否也应进行微调？这对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五位经济学家，以期呈现“新常态”概念的大体轮廓。

　　五位经济学家分别为：(排名不分先后)

　　范剑平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高培勇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潘建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新常态意味着

　　“变革常态化”

　　当处于“变革常态”时，经济真实的内在波动较大，过渡特征明显。体制的转轨，集中表现为各种割裂，呈现出各种“乱象”：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割裂，经济的管理体系与运行体系的割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风险收益的获得者与最重承担者的割裂等。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会呈现出哪些特点？

　　潘建成：所谓“新常态”，首先是针对过去长期形成的一种习惯状态而言，这种习惯状态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不平稳，波动起伏很大，发展模式粗放，尤其是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破坏，以及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失衡，比如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过度依赖，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巨大等等。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增长会更加平稳，结构会更加优化，资源环境会得到更有效地保护，民生会得到改善，社会和谐程度会得到提升。或者可以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慢一些，但人们的幸福感可能会提高得快一些。

　　陈道富：“经济新常态”是在中央对我国经济运行现状提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之后，在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存在一定分歧的背景下，中央对经济运行现实的又一重要判断。

　　“新常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意味着经济进入了新的阶段，不同于过去30年，尤其是不同于过去10年高速增长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意味着我国处于阶段转换的变革常态之中。总之，在未来3~5年的时间，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可能更多的意味着“变革常态”。

　　在更长的时间段里，则可能倾向于用于表达不同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中高速增长的“新均衡常态”。

　　在两种不同常态中，经济呈现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当处于“变革常态”时，经济真实的内在波动较大，过渡特征明显。体制的转轨，集中表现为各种割裂，呈现出各种“乱象”：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割裂，经济的管理体系与运行体系的割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风险收益的获得者与最重承担者的割裂(治理体系、风险管理体系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体系)等等。

　　基于当前存在的多种割裂，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三个自循环系统。一个是由外贸领域、国际房地产和消费市场、外汇储备运用构成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二是由土地财政、房地产和影子银行构成的自循环。三是投资内部形成的过剩产能自循环。

　　李佐军：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矛盾和问题、寻求经济新对策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三是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生产率提高；四是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

　　高储蓄支撑高投资优势

　　我国短期内仍能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优势。传统的高增长动力尚未耗尽，支撑前30年高增长的结构转换力量，如工业化、城镇化及全球化还有一定空间。

　　证券时报记者：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历史来看，结束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便很难维持在5%以上的水平。我国在结束高增长阶段后，还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原因何在？

　　范剑平：我国在2011~2020年仍然有望保持在7%~8%中高速挡位，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投资主导型国家经济增速快于消费主导型国家是普遍规律，我国现阶段具有接近50%的高储蓄率，比其他经济体相同阶段高出10~20个百分点，既有投资能力，又有投资空间，只要将储蓄高效率地转化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巨大。

　　二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经济增速快于服务业为主的国家也是普遍规律，多数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制造业竞争下降，制造业只得大量向海外转移，但我国人口劳动力总量大，东中西区域差距也大，东部沿海的制造业可以大量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向国外转移，我国未来20年在结构升级、区域转移过程中发挥人口大国优势，仍然保留较大规模制造业对经济增速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三是我国“人口数量红利”减弱后，通过改革可以激发“人口质量红利”，过去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但我国人力资源潜力还有巨大开发潜力，劳动力质量经过职业教育还有提升空间，劳动力性价比经过开发后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可以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陈道富：我国短期内仍能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优势。传统的高增长动力尚未耗尽，支撑前30年高增长的结构转换力量，如工业化、城镇化及全球化还有一定空间。同时，在转轨过程中，我国又仍借助较高的杠杆，维持着原有的三个自循环，特别是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缓解了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当然，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增强，在找到新的强大增长动力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可能会趋于7%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