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层面再议TD-SCDMA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所谓“TD式创新”的话题持续发酵，阚老师甚至撰写文章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各路神仙不断出来抛出各自的观点。在各界纷纷讨论TD-LTE运营一周年之际，TD-SCDMA的这场论战显得格外刺眼。

　　前一阵子看着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我说要算账恐怕谁也算不清楚，因此一直不想为此颇费口舌，但看到大家仍然喋喋不休，甚至矛头指向人身攻击等等，实在看不下去了，也说说我个人的浅显看法，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到后续发展上，而不是纠结于过去。

　　我个人认为，看TD-SCDMA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可以从技术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进行简要分析。因为前面多人都是动辄数万字，所以本文仅仅是简单描述，不深入探讨。

　　从技术层面讲，3G TDD制式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几乎所有参与移动通信发展的公司都有过研究，最终取舍是由哪种技术的成熟度和商业利益最大化决定的，这里面有传承也有站队也有政治的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过去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积累的国家而言，从TDD入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这个技术是和西门子的商业合作而来，还是后续加入了一些自有技术并把他包装成自己的东西也好，能够最终成为全球认可的国际标准之一，并初步具有商业化能力，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这也间接推动TDD LTE的进一步发酵。

　　至于说这个技术能否和WCDMA及CDMA2000竞争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后续的产业化能力。

　　那么，从产业化层面讲，传统欧美主流设备商和运营商经过几年较量，已经达成了WCDMA和CDMA2000的发展路线，在TD-SCDMA上的投入自然就很少，因此，TD-SCDMA后续产业化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中国企业的身上。

　　当然，有些外资公司还是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技术，毕竟当时中国政府还是很支持这个技术的发展的，因此很多外资公司通过各种形式的间接合作，也进行TD-SCDMA的一些产业化工作，尤其在芯片层面，也包括诸如鼎桥这样的合伙公司模式。

　　但整体而言，这些公司的实力和投入都是不够的。至于说华为和中兴，当时已经清楚的知道跟着国际主流走是一项事倍功半的发展道路，两家公司从2G的跟随者开始步入3G的参与者角色，这个时候紧跟WCDMA和CDMA2000更能缩短和爱立信等老大的距离，早期在TD-SCDMA产业化过程中并不积极，因此，最终挑大梁的就是政府研究机构转向的大唐了。

　　但对于大唐而言，这么点投入，包括自身的积累和产业化能力是根本不可能完成TD-SCDMA产业化的。

　　后续的事情大家也清楚了，政府的决心日渐明确，因此在信产部的推动下，让大唐释放相关专利，让更多企业参与进来，加速产业化进程。

　　这个过程事实上和当年04机商业化过程十分相似，巨大中华的发展都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TD-SCDMA显然要比04机复杂的多，是需要端到端产业化才能进行商用的。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在整个国产系推动TD-SCDMA产业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短板就是芯片，然后就是终端。至于系统设备，在华为、中兴及大唐、上贝等的参与下其实并不差，但芯片层面就要差多了，从而也导致终端表现非常的差。

　　当初我曾断言，所有国内或者合资来单纯做TD-SCDMA芯片的企业（如重邮信科），无论TD-SCDMA最终是成还是败都终将死亡，因为芯片这东西当初看的很清楚，你必须前有积累后又储备，说俗点就是前有2G后有4G，唯有此才能长远发展，尤其是芯片领域需要长期积累，大规模投资，而当时做TD-SCDMA芯片的企业没有任何一家具备这个能力。

　　最终的问题就是TD-SCDMA早期并不具备大规模商用化的端到端产业化能力，尤其是在芯片和终端层面，当然系统层面也有很多问题，毕竟和WCDMA及CDMA2000相比，商用网络部署越多，纠错的过程就越快，而TD-SCDMA因为仅在中国商用，纠错过程就很慢，也导致网络性能和另外两个标准比有不少问题。

　　另外，因为终端是直接面向消费者，消费者体验差，那么对网络的整体性能表现就不满意，最终消费者给出的答案就是不满意不合格。这些也传递给中国移动这个商业化实施者，造成集团再到地方对这项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出现严重分歧，从而使得TD-SCDMA网络在各个地方体验差异非常明显，整体陷入一种十分被动的局面。

　　真正造成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并不是TD-SCDMA技术多差，而是TD-SCDMA在整个产业化过程中，因为缺乏国际产业链巨头的广泛参与，而中国企业当时的整体实力并不强，造成整个端到端产业化不均衡，所以TD-SCDMA后续的表现就差强人意。

　　这也给我们一个不小的教训，无论是那种创新，全球化合作才是真理。在整个产业化过程中，需要的是全球企业的通力合作，中国（企业）需要掌握核心技术，但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了（包括人才），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后续TD-LTE的发展事实上就证明了这个道理。

　　最后说一下国家战略层面。这一点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必须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但也要认清一个我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全球化合作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做到百分百的自主创新（个别军工项目因为特殊原因除外），关键是在核心技术方面你掌握多少，是不是有足够的产业话语权和标准制定参与权，是不是全球视野下的商业化发展思路。

　　与此同时，从TD-SCDMA的商业化过程看，实施策略也很重要。

　　最近很多人的讨论都集中在这个层面，目前看，政府在推动TD-SCDMA的商业化进程中有些过于激进，缺乏对整个产业链成熟度的整体认识和评估，这些都需要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全力推动大飞机战略，在这之前已经多年进行支线飞机（中小型）比如新舟60的研发和试商用，因为事关生命安全，这种商用过程就急不得，需要很多年的研发积累、测试、试飞，不断的测试，不断的试飞，达到准商用再到小规模商用化过程，尽管如此，在小规模商用过程中仍然问题不断，需要不断改进。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需要很多年的积累，需要不断的试错、纠错，甚至推到重来直至成熟，甚至能否规模商用还能难说。

　　虽然TD-SCDMA技术和大飞机相比还不存在生命上的代价，但也应该遵循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政府在TD-SCDMA商业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有待商榷，决策上也缺乏科学的论证以及商业化安排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因此，我认为对整个TD-SCDMA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应该反思，应该总结经验。但我坚决反对所谓“中国TD式创新”的说法，一是中国必须在关键技术领域加强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发展新技术就必须要有试错的环境、要有容错的机制、就必须要付出应有的代价（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代价越低越好），因此我也是坚决反对再去追究什么责任人的问题。

　　今天在华为参观，大家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个例子我认为特别的贴切：技术创新就和打仗冲锋一样，没有前面多轮冲锋，没有前面那些倒下去的战士，怎么可能最后占领阵地呢？

　　现在看，这场在通信领域进行的TD-SCDMA实验，让我们看到一项商用化技术从研发到成为国际标准，再到产业化、商业化的全过程，本身就有着特殊的意义，为后续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甚至其他领域的技术创新都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从2001年开始关注TD-SCDMA的发展至今，这些领域的人、企业我也大都深度接触过，我相信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还都是抱着一腔热血去推动TD-SCDMA的发展，不管屁股坐在哪里，脑袋为谁工作，所有人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在移动通信领域有自己的话语权的。如果非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多么肮脏，那就没有多大讨论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