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便利化才能放开企业走出去“手脚”

　　在主题为“投资自由化与企业走向世界”的分会场上，各位与会嘉宾就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展开热烈的讨论。来自国内外的企业家纷纷表示，中国经济国际化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使得全球经济结果更均衡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不少客观障碍，若要克服这些困难，一方面需要企业做好充分准备，提高自身经营水平，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放开手脚”，给予企业更多地支持。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趋势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李克平表示，走出去、引进来是对外开放的两个方面，这也是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化的时代，在全球进行资产配置、要素流动和市场融合的一个重要途径。他指出，过去几年，从中国角度看国际投资有一个基本变化。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去杠杆化等因素，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全球的非金融投资以年均40%的速度上升。“这是中国在加入W T O以后，在商品更大程度自由化之外，发生在经济结构上和在要素流动上的重大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可能将进一步持续和加速。”李克平说。

　　李克平进一步阐述了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也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全球制造大国。但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在技术和产业结构上很不先进。另外，中国又有高额的储蓄和巨额的外汇储备。这样的一些基本因素决定中国要加快国际化的进程，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走出去。”他说，中国经济国际化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一个使全球经济结构能够更均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非常合理、自然的过程。

　　在这种必然趋势之下，实际上，金融危机也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机。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表示，过去五年金融危机，实际上给招商局对外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招商局集团获得了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投资项目。比如，当时斯里兰卡希望国外投资者帮助他们建立在科隆坡的港口。时逢金融危机，招商局很轻易得到了港口35年的运营权，并以很短时间完成建设。斯里兰卡方面非常满意。

　　企业“走出去”需修好内功

　　李克平表示，国内企业若想对外投资，要做充分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多个方面：一是对境外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政策进行充分理解，只有在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合法、合规的投资，以及做出更合理的结构安排；二是对投资当地国社会福利政策要深入理解，以及对你的企业在当地运作的可持续性以及成本等相关方面问题进行合理预期；三是对税收和劳工政策进行了解。在某些国家，这些问题可能会产生极度困扰。

　　“而从内部来讲，国际化、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李克平说，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的国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有些国家、有些地区，对中国国企的担心和某种程度的警惕限制了其在全球投资的有效性。而要破解这样的问题，除了中国企业要对国外投资环境的理解之外，更需要其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的水平。

　　傅育宁表示，现在国际投资已然面临保护主义问题。招商局在印度的投资就曾经遇到过障碍。从中国企业自身角度而言，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对待国外投资。中国很多海外工程承包要价非常高，有些企业钱赚走了，但不利于长远。非洲一些国家会抱怨。

　　赛诺菲集团首席执行官魏巴赫则强调了企业全球化经营中“文化融合”的重要性。他从赛诺菲自身的经验谈起，“做全球化经营，需要思考的是真正做国际化还是做殖民化，所谓殖民化，是根还是非常牢牢的扎在本土市场总部，只是用国际作为一个出口的市场。”他表示，对于国际投资而言，文化融合非常重要，这需要总部人才具有全局化眼光。

　　企业期待国家给予更多政策支持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投资便利化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和国外的同行互动的时候，发现他们是双手放开，我们是双手被绑起来，这样，有很多机会就失掉了，很可惜。”他说。

　　南存辉在“走出去”的国家政策层面，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不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或敏感行业的项目，3亿元以下可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而若涉及敏感国际、地区或敏感行业的项目，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二是不涉及敏感国家、地区或敏感行业的项目，3亿美元以下的项目外汇使用，若在项目投资额内，可自由兑换。同时，也可取消个人境外投资的换汇上限；第三，可签署更多的双边税收优惠协定。现在签订的国家还不够多，若没有这些协定，企业会因此增加一些税负。

　　李克平也建议，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行业协会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信息服务，政府部门也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信息和相关法规的支持服务。“各国政府在相关法规政策的制订中，也需要从全球经济更有效的配置、互动、互利的角度减少障碍，促进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经济更好的融合发展。”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