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班不见太阳、下班也见不到太阳的清洁工来说,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深圳,拿着微薄的工资生存艰难。何俊 摄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地区的物价水平,就去看看鸡蛋灌饼涨价了没有——这并不是一句玩笑。在龙岗从事房地产销售的曾先生,早在今年2月就发现,路口的鸡蛋灌饼涨了5角钱,因为摊主说“最低工资标准要提高了”。
3月1日,深圳开始实施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就业劳动者为1600元/月、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为14.5元/小时。但早在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之前,不少地区的物价就已应声上涨。
昨日,一封由270名在深务工者联署的《在深建设者致深圳市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信》在龙岗寄出,意在表达最低工资的上涨幅度远赶不上物价上涨幅度,期待相关部门能够“从劳动者的实际情况出发,公平、合理、科学地调整最低工资”。
工人们建议建立透明、科学、拉近收入差距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通过深入了解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收支、社会保障等情况,得出基层劳动者日常消费的立体图像,以此确保最低工资制定的标准能确切惠及所有劳动者;并在调整过程中适当考虑到打工者承担物价浮动的压力,“可用1%—3%作为缓冲”。
“在深圳很没归属感”
黎述清是这封联名信的签署人之一,在龙岗一家大型超市上班。近日,黎述清发现原来两荤一素的快餐只要8元,这个月起涨到了10元,菜式也“缩水”成了一荤一素,“一天吃两顿要多花4元,一个月就是120元,但最低工资只涨了100元。”
记者在联名信中看到,这些工人大都来自龙岗区,其中有39位是清洁工人。来自福田的李先生表示,生活压力明显感觉大了很多。来自吓坑的普工罗胡明亦表示“2012年都只能勉强过,今年的物价水平不知怎么过”,更有多位工人表示“底薪太低,吃不起饭”。
“一个月上涨100元,每天才3元多,根本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同为联署人之一的刘中义说。年近花甲的刘中义来自河南开封,目前在龙岗中心城做清洁工,每天过着“早起上班不见太阳,晚上下班也不见太阳”的生活。他表示,相比于物业、餐饮等其它行业,清洁工工资一直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不会有加班费。
刘中义告诉记者,他打工不光是为自己,他上有父母,下有小孩,来深圳4年一直过得艰苦。住在回龙埔的他,每天要步行近半个小时去上班,过年不敢回老家。接受采访时,刘中义有些感冒,一直在咳嗽,记者提醒他去看医生,他则表示多穿点衣服,挺几天就过去了,“不敢去医院,要花好几十块,太贵”。
相比于刘中义的失落,来深圳已有十五六年的黎述清对感受的表达则更为直接,他坦言对深圳开始有些失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更是不断表达自己的不满——“难道深圳只是一个富人居住的地方吗?”
“在深圳很没有归属感。”不过对于黎述清们而言,离开深圳,却又阻碍重重。来深十五六年,人到中年,孩子仍在读高中,“去其它地方又没有亲戚朋友,完全陌生的环境,不敢去。”但继续留在深圳,对黎述清而言,则意味着加班更多、挣钱更少。黎述清告诉记者,本月来,连续上涨的并非只有快餐一项,房租、交通等其它各项开支也随之上涨,“去年一个月的生活费是360元,但现在要550元。”
虽然加班曾是黎述清获取更高工资的最重要途径,但如今这条路也在慢慢被堵死。去年,黎述清一个星期要上6天班,算上加班费,他能够月入2500元,但如今公司严格控制加班,“一个星期只能工作5天,基本工资加上生活补助、全勤奖,总共是2050元。”
一方面是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生活成本的上升。原本1个月能够存下1000元贴补家用的黎述清,如今每个月能存下的已经不到500元。
“难以承担家庭责任”
记者统计联署人的诉求得知,他们对最低工资的期待是1800元—2000元,而“制定最低工资听取工人意见”亦成为普遍诉求。“希望政府能听听打工者的心声”,刘中义说,如果今年最低工资如果能多个200元,日子就不会那么拘谨了,“100元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搁在我们打工者身上,就能做好多事。”
“面对现实生活状况,我们很困惑,最低工资标准为何跟不上飞涨的物价,且难以保障我们的基本生活所需要。”在联名信中,工人们这样写道。附加于建议信后的签名显示,近五成的打工者表示工资上涨赶不上物价上涨,能够存下来的钱比以前少很多,打工者长期处在生存压力之下,难以承担家庭责任。
在福田从事机械设备制造的董先清表示,虽然最低工资连年上涨,但细算下来,自己所能存下来的钱比2008年之前少了一半多。
普通打工者声音的缺失,使得最低工资的调整显得不够透明。为此,工人们在信中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建议——希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公示现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方法和标准,并建立透明、科学、拉近收入差距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制定最低工资时,除了以当前的经济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等统计数字作为参考,更应透过深入了解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收支、社会保障等情况,得出基层劳动者日常消费的立体图像,以此确保最低工资制定的标准能确切惠及所有劳动者。
另外,基于物价上涨的趋势,建议信中指出,最低工资上调应该考虑工人承担物价上涨的压力,“可用1%—3%作为缓冲。”工人们表示,期待目前的最低工资能够不低于社平工资的40%,而从长远来看,则应该达到社平工资的60%,“我们为这个城市付出了全部,希望它能够为我们的生活着想。”
■观点
单纯调高最低工资不能治本
人社部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最低工资是国家法定的“特殊情况下不能低于的情况”,严格来说,不应该作为正常工资支付的标准,但珠三角的情况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都是拿最低工资作为底薪,再另算加班工资,这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如果工厂不加班,工人还不爱去”。
该人士表示,最低工资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在全世界学术界尚有争议,因为最低工资亦涉及政府硬性提高生产成本。此外,最低工资的“倍数效应”也值得关注——最低工资提高,将推动社会平均工资提高,亦影响与工资挂钩的福利和加班费,一番相互影响之后,劳动者整体收入将上涨,物价恐怕会成为棘手问题。
“例如提高了清洁工的工资,各个收入层级的工资也会相应提高,而物价也会提高,而且提速更快,大家都想把自己受到的损失加进去,导致各个环节轮番涨价,最后的结果恐怕是通货膨胀。”这位人士提醒,“工资可以翻上几十倍,但劳动者的总体收入会摊薄,吃亏的还是低收入者”。
“大家对最低工资的压力和质疑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他看来,要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各个层面的劳动者总体收入,长远之计是尽可能占据国际产业链的高端,倘若转型成功,从事简单劳动的人的素质亦会有所提高。
此外,中国已由资本缺乏的国家成为资本富裕国家,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不该再被牺牲,提高劳动者收入势在必行。这位人士表示,低收入者的收入仍应该被重视,“对于低收入者来讲,每一分钱的边际效应都很大,应该尽可能用各种方式保证他们的活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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