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顶层支持下的基层创新是解决融资贵的关键路径，政策的有效引导是解决融资贵的主要路径，银企的良性互动是解决融资贵的基础路径。
⊙余谦
一直以来，融资贵问题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发展，过高的融资成本使广大中小企业负担沉重、步履艰辛，吞噬了企业利润和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逐渐成为老生常谈的老大难问题。在温州金融改革背景下，如何破解融资贵问题，承担起改革探路者的角色，其难度和意义都同样非凡。
温州当前金融改革破解融资贵的探索
温州拥有中小企业数万家，其资金来源基本上由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部分构成。因此，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加权平均价格。温州金融改革以来，在推动正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上同步探索，积极实践，成效初见，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也随之有所缓解。
首先，扎实推动正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温州金改狠下工夫，在引导正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扎实推进“多举措”。通过完善金融业业绩考核办法、鼓励引导银行机构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简化优化信贷流程、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开展企业帮扶和协调化解融资贵问题等等举措，集中有限资源保障和提高了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其次，有效引导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民间金融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补充来源，温州采取了一系列规范发展民间融资的“组合拳”。如创新设立和发展规范民间金融组织，多层次引导民间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出台全国首部民间融资专门法规，发布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温州指数)，加快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等。“温州指数”显示，民间融资年化利率从几年前高位的24%逐步下降到现在的20%左右。
中小企业融资价格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贵。据估算，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大致在13%以上，相对于利润微薄的实体企业来说，依然是“贵”不可受。总体来说，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效果并不明显。
我国台湾利率市场化解决融资贵的路径借鉴
我国台湾从1975年启动利率市场化，1989年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银行基准放款利率分别经历了先下降(从1975年的13.12%下降至1986年的6.75%)后上升(从1986年的6.75%上升至1989年的10.38%)再逐步下降(从1975年的10.38%逐步下降至2002年的7.10%)到后来快速下降(从2002年的7.10%快速下降至2003年的3.43%)的过程，2009年后则停留在3%以内。目前世界上许多市场机制比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的银行放款利率也在3%左右。
在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我国台湾采取了一系列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的举措。一是明确20%以上利率为非法，并加以宣传和打击。二是扩大服务覆盖面。比如设立中小企业专业银行，专门为具有发展潜力，但由于缺乏资信很难从一般商业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服务；大力发展社区金融，增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主体。三是实施中小企业增信措施。以立法形式硬性要求相关金融机构拿出一定比例资金，和我国台湾地区各级政府、企业界共同出资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为担保品不足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保证；设立中小企业处及中小企业联合辅导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培训及融资、财务管理辅导等系列服务，加大对企业财务管理的辅导力度，增加信息透明度和资信水平。四是实施商业银行奖励政策，由我国台湾金监会对办理中小企业贷款的商业银行进行评分排序，结果作为银行分支机构布局和升级的重要依据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使我国台湾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温州与台湾有着相似的背景和改革需求，台湾通过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民营化等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政府政策扶持举措，提高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中小企业的融资贵状况得以明显改观。台湾已经成型和成功的改革路径及经验对温州有很好的借鉴价值。目前，大陆离利率全面市场化仅一步之遥。利率市场化后，短期内银行存贷款利差有可能上扬，但从远期发展看，银行存贷款利差将会逐步收窄，银行放款利率也会逐步下降。另外，利率市场化也会倒逼银行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为中小企业提高更好的金融服务。但值得注意的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作用在于改善利率形成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合理更高效地配置，并不必然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这种结构性问题。温州还要以金融改革为契机做好相关工作，配套利率市场化共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
探索政府、银行、企业通力合作的有效途径
首先，顶层支持下的基层创新是解决融资贵的关键路径。一是先行探索利率市场化。推动银行机构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原则，探索开发符合利率市场化要求的新业务、新产品、新工具，完善风险定价机制和相关配套政策，为利率市场化率先行探索，提前做好准备，并减少全面利率市场化后带来的不可预见冲击。二是推进民营银行设立。试点民营银行在3月份取得了突破，温州民营银行在定位上取之于“民”，也主要用之于“民”，主要服务温州区域内的中小企业和“三农”。在法人治理结构搭建、高管队伍配置、风险防范机制建立、目标客户群培育等筹建方面要紧契定位，并争取早日取得设立突破。形成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良性竞争、服务互补的局面。三是争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加强企业股改、小额贷款公司税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相关税收研究，积极向国家争取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探索建立地方准金融类机构和业务的财税体制，降低准地方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成本和纳税负担，减少税负成本对经营主体的转嫁。四是干预民间高利行为。民间金融无序化、投机化特征明显，相关参与者过于追求短期高利回报。温州率先设立地方金融管理局，开发完善非现场监管系统，出台全国第一部民间融资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在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监管主体和监管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探索。但由于地方立法权限限制等原因，对民间高利行为仍缺乏有效的干预和打击手段。还需国家层面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对民间高利贷行为进行干预。
其次，政策的有效引导是解决融资贵的主要路径。中小企业是温州模式的主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地方政府要树立“发展实体经济，必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的发展理念，以金融改革为契机，加强政策扶持，做好基础工作，对症下药，逐步引导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一是搭建服务平台。通过出台支持政策和设立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引导企业规范化建设和转型升级，帮助中小企业建立自有品牌。二是在设立政策性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为中小企业增信。三是深化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人行、发改委和第三方评价体系的建设和互联，扩大信用服务覆盖面。四是拓展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加快完善地方资本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良好的环境。另外，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为契机，引导民间金融这种草根金融逐步引入现代的金融理念，有效利用现代金融工具(比如股票、债券、股权)等，把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引导到更高级有效的对接层面。五是加强利率规范引导。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经营者对利率回报心理预期值仍然过高，而对风险考虑不够，要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发展和防范风险。六是纠正相关违规行为。银监等职能部门加大对企业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违规收费行为的查处纠正，简化各环节程序。当然，政府在解决企业融资贵过程中要避免大包大揽、急功近利，在出政策、搭平台、强规范过程中重点发挥引导和扶持作用，激发和保证银行及企业的活力和自主性。
最后，银企的良性互动是解决融资贵的基础路径。从中小企业自身来看，无论是经营实力还是管理水平，往往难以满足银行相对苛刻的融资条件，这与中小企业经营实力较弱、财务行为不规范等自身因素有很大关系。在要求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敞开大门、降低利率的同时，中小企业更要练好内功，扎根实体经济，逐步真正实现财务规范透明、企业信用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融资能力提升。温州目前在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信用体系建设，中小企业应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把企业做实做规范，也为自身创造良好的融资条件，解决由于财务不规范和信息不透明而导致的融资价格变高情况。另外，银行靠存贷利差“躺着赚钱”的日子已渐行渐远，也要进一步转变经营思路，强化创新和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在近几年温州的民间借贷风波中，受波及最小的银行机构恰恰是立足于“支农支小”和服务于小微企业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银行机构下沉和服务下沉符合利率市场化和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
(作者系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温州市金融办综合处科员胡仁智、副处长刘逍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 李佳佳]
近日，浙江义乌一名男子在网上不断炫富，还用百元大钞点烟...
关注台湾食品油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