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东北经济增长：黑吉辽三省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春末夏初，东三省经济继续呈现令人担忧的下滑凉意。

　　4月30日公布的一季度各省市GDP增速排名中，工业大省辽宁以1.9%的超低同比增速位列全国最末，仅相当于同期全国增速的四分之一强。黑龙江和吉林分别以4.8%和5.8%的同比增速，排名全国倒数第四和倒数第五。这也延续了去年全国GDP增速的排名格局：倒数后五位的省份中，黑吉辽占三席，一年多来，全国六大经济区域板块中，东北经济增长“塌陷”最为严重。

　　目前，辽宁省今年一季度各项详细经济数据尚未公开，但《财经》记者了解到，一季度该省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均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黑龙江和吉林的状况，与辽宁几无差别。据悉，上述数据所反映的东北经济形势，在一季度结束时即呈报中央，引起领导们重视。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半个东北人”的身份，分析经济挑战，督阵东北振兴。

　　早在去年年中，面对东北经济显露出的疲弱之象，国务院在时隔11年后再启东北振兴国策。如今面对进一步严峻的挑战，李克强提出明确要求：“今年年底，我们‘算总账’，东北三省必须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完成。”

　　万难之际，4月20日-22日，2015绿公司年会在辽宁召开。柳传志、王健林、马云等企业家到场，给这个承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工业大省鼓劲。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省长李希率领省、市主要官员出席会议，寄望企业家们帮助辽宁摆脱当下困境。柳传志、王健林等人坦陈了辽宁当前困境的根源，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演讲时将之总结为“制度摩擦成本”太高。在企业界人士看来，如何通过制度改革释放空间和活力，是摆在黑吉辽三省面前的共同挑战。

　　东北三省中面积最小的辽宁，经济总量最大，抵得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之和。今年3月、4月，《财经》记者两赴辽宁，试图还原东北经济增长告急的真相。汇集各方面信息和分析，多数经济专家倾向认为，虽然短期内东北经济表现很不景气，但实际上并没有数据表现得那样糟糕，这或因之前的相关数据有失真嫌疑，抬高了同比基数；从长期来看，随着产业凋敝、人口外流，正如总理李克强所指出的那样，“东北由于能源原材料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大，受国际市场变化和国内需求不足影响更为明显，加上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和一些内在因素，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必须全面准确判断和把握经济走势，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发展难题”。

　　药方也很明确：“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促改革调结构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对东北来说，实现新一轮振兴还要靠改革增动力、开放拓空间。要下大力气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向纵深推进”。

　　经济下滑堪忧

　　3月中旬，辽宁某地级市大型民营企业副总陪同生意伙伴，驱车数十公里，来到位于内蒙古东部，一座下属钢铁厂。该厂投资6.5亿元，三年前竣工后一直没有投产。2012年以来，钢铁厂或亏损、有利润的也只是白菜价，这家大型民企希望将钢铁厂打折转让。

　　这家以铁矿石生产为主的民企，2014年纳税额接近2亿，在当地位列前茅。公司董事长在上世纪90年代接手企业以来，赶上了加入WTO后的资源红利期，铁矿石价格一路走高，公司资产规模也不断膨胀。但伴随投资需求的节节下滑，铁矿石价格开始退潮，这家企业始终难以找到开工机会。

　　进入2014年，铁矿石的需求雪上加霜，价格腰斩，在辽宁地区，铁矿石价格从年初的830元/吨骤降至年底的420元/吨。公司看不到投资需求转旺的前景，于是希望将钢铁厂转手，以缓解资金困境。

　　自2013年下半年起，这家民企遭遇银行抽贷累计达1.2亿元，企业现金流几近“断炊”。辽宁某国有大行人士和某股份制银行信贷部总经理表示，这家民企身处“两高一资”行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权重不断增大，抽贷势所必然。无奈之下，企业寻求民间借贷，月利高达三分五，即年息42%。但新借到的钱仍不足以缓解燃眉之急。

　　进入3月中旬，辽宁地区62号铁精粉价格跌至390元/吨。这家企业有2500名员工，不得不决定裁员5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管理岗。裁员后，这家企业将直接生产成本压缩至300元/吨，总成本压缩至360元-370元/吨，以确保20元-30元/吨的利润。

　　相对于民企用人机制的灵活，一些陷入困境的国企通过“放假”，缓解过剩产能的伤害。多位辽宁省、沈阳市官员、企业负责人证实，部分国企员工开始赋闲。沈阳一家上市的大型国企的部分工人，每个月领三成薪水，在家休长假。

　　前述民企副总表示，向民间寻求资金熬过“冬天”，是因为看到了两个希望：其一，辽宁地区铁精粉生产企业超过600家，产能严重过剩，“两年后预计八成企业都会倒闭”，但“这反而是好事”。其二，京沈高铁开工在即，辽西段钢材已由鞍钢接单，而铁矿石订单则花落该民企。而京沈高铁的开工，也符合李克强指出的“促进东北经济平稳运行，当前要突出抓好几件大事。一是尽快启动一批可以增强发展后劲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大对交通、水利、城市地下管网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项目的投入，一些条件成熟、群众急需的‘十三五’规划项目可提前开工。政策性金融机构要积极支持”的想法。

　　造成这家民企需求不足的“罪魁”是辽宁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地产投资的大幅下滑。2014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固定资产投资2.44万亿，同比下降1.5%。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5301.3亿，下降17.8%。

　　地产投资骤降，源自销售下滑。2014年初，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住宅项目开盘，销售目标800套，计划完成总套数的80%。但15个月过去，打折让利、中央政府两度松绑地产政策都未给该项目的销售带来起色。该地产企业董事长透露，该项目销售率仅为30%，近几个月每月的销售套数动辄为零。按销售价格6000元/平方米计算，库存所导致的未回笼资金超过3亿元，给总资产不过20亿元的地产商带来巨大压力。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官员表示，开发区地产在建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存量约100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开发区常住家庭需要一家再买一套才能消化完毕，面对人口拐点来临、地产红利透支，这个“任务”很难完成。

　　该开发区一位出租车司机小宁表示，倒退五年，当地行人攒动，最近两三年，伴随着中小企业撤资，街上行人明显减少，出租车司机载客量减半。周边另外三个开发区：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即鲅鱼圈区)、沈阳浑南新区、沈阳沈北新区的黑灯楼盘，与大连开发区的状况大体相当。

　　某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承认，开发区土地多，卖地收入在此前十数年间节节攀升，但相应的基础设施从无到有，也投资巨大，土地财政模式日益艰难。

　　辽宁省金融办主任王英向《财经》记者表示，受土地财政和四万亿政策拉动，辽宁在金融危机之后的3年内投资旺盛，经济繁荣。随着投资下滑，辽宁经济也首先下滑，“这和经济结构有关，辽宁当前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而辽宁重工业多，成品没有销路。”

　　4月21日，辽宁省省长李希在绿公司年会上发言时说：辽宁的国有经济比重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800多户，资产超过2万亿，“我们要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破除各方面体制和机制的弊端，也就是周其仁先生讲的，减少前行的摩擦力。”

　　接近辽宁省统计局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今年以来，辽宁的各项经济数据仍在下滑，其中，财政收入出现了同比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东北地区开始出现每年近200万的人口净流出。辽宁乃至东三省的经济增速，也从“十一五”期间的名列前茅，退至“十二五”末期的“落后生”。

　　改变“不作为”

　　4月21日下午，王珉、李希会见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柳传志。柳传志特别讲到东北，主要是辽宁，在招商引资后，如何创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政府要做好。这与周其仁在2015绿公司年会上关于制度成本的诠释如出一辙：企业如何不被关门打狗？接近王珉的人士称，这令这位党政“老班长”颇感无奈。5月4日，65岁的王珉卸任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省长李希接替他，成为这个工业大省的党政“新班长”。

　　十余年前，王珉在担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期间，延续了这个招商引资明星城市的传统：放水养鱼。五年半之前，王珉调任辽宁，一度希望将苏州经验引入这个市场经济思维有些落伍的东北省份。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工业大省的部分部门、官员在招商引资之后，动辄“关门打狗”，经济统计数据失真亦不罕见，尽管是当地党政“班长”，王珉对一些工作风气亦无能为力。

　　就在王珉赴任辽宁之前两年，江苏一位商人搭建起与辽宁两家大型国企的业务渠道，赶赴辽宁投资。某地级市开发区政府闻风而至，以诸多优惠吸引这家中型企业落户。

　　彼时，开发区政府转让60亩工业用地给这位江苏商人，土地出让金约定为19万/亩，每亩投资不得少于100万元。如数缴纳土地出让金后，该商人进驻“半生不熟”的地块，发现政府只做到了通电。2008年，开发区领导更换，该企业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就此落空。但订单不等人，同一年企业开始盖厂房，至2011年，投资达到1.9亿元，每年产值超过1亿元。“投资过程不算完美，但还马马虎虎”。该企业负责人说。

　　2013年风云突变。当地开发区以企业没有土地证和房产证为名，先对企业罚款70万元。在企业负责人的多次要求下，开发区与之补签2007年就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土地出让金单价被重新确定为40万元/亩。开发区政府许诺，新协议是填补2007年的工作漏洞，2000余万土地出让金缴付后将在第一时间返还。但随后2000余万元一去不复返。后来该企业补办房产证，盖了120多个公章。2000余万元资金抽离，令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得已转向民间借贷，月利三分，每月付出约75万元财务成本，至今年4月17日，该企业已经总计多付出1800万元的财务成本。

　　海王牌金牡蛎高管告诉《财经》记者，遭遇“关门打狗”之后，他们在1998年之前即已从辽宁撤资。辽宁省一位厅级官员表示，这反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江浙一带讲契约，出资本家和企业家；东北三省长期以来缺少商业文明。

　　多位企业主近期与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接触后，纷纷以“瘫痪”形容一些部门的工作状态。怠政之举，亦受到李克强两度公开批评，一次是在长春，批评去年夏天以来以东北振兴名义审批的139个重大项目，有70%没有启动；另一次则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批评国务院通过的重大事项一年都未能落实。

　　辽宁当地多位官员表示，由于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各级纪委、巡视组、审计署的督查检查压力，去年底国务院62号文对地方政策优惠一刀切，基层官员工作热情明显下降。

　　一位国土系统官员举例说，中国的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多为“部门法”，存在不少法规冲突， 当《土地管理法》和《林业法》冲突时，你推动一件事，要么违反前者，要么违反后者。随着督查、检查趋严并“依法惩处”，有的地方官员抱着“不犯错误也不做事”的怠政心态。

　　有鉴于此，周其仁在辽宁呼吁企业家积极参与“修法进程”。但很多企业家选择了用脚投票。多个开发区官员证实，不少为辽宁国企配套的南方中小企业，或撤资回乡，或转战他地。有的配套企业迁到天津或河北，仍与辽宁国企有业务往来，宁肯多付运费，也不再付“制度成本”。

　　多位辽宁当地官员表示，解决辽宁重工业比重偏高的良方，就是留住并引入更多的配套中小企业。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角色转变和商业环境优化。

　　产业升级创新

　　形势虽然严峻，出路并非没有。李克强在长春要求“突出抓好今年的几件大事”，排在第二位的是“发挥东北特有优势，加快发展旅游、养老、健康等产业和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培育消费新热点”。

　　2015绿公司年会期间，辽宁省政府一位分管工业的官员慨叹，现在新兴产业开始有了起色，政府财政却捉襟见肘；当年4万亿刺激政策下达之时，辽宁新兴产业几无亮色，只好追加过剩产能，以至今日面临难局。当地所谓的新兴产业集中于两个方面：电子商务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当电子商务在全国范围内、包括辽宁都翻倍增长后，4月中旬，辽宁省一位副省长召集相关厅局级负责人分析发现，当地电子商务消费的终端产品仅有四分之一强在辽宁生产。如何让中小企业回流辽宁，官员们均感无力。

　　这位官员表示，以国企产能为主导的辽宁工业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中低端工业品过剩，高端装备制造业却前景看好。沈阳新松机器人有限公司总裁曲奎松表示，因应市场需求，该公司在2015年逆势追加了产能。

　　逆势追加产能的企业还包括生产数控机床的民营企业、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董事长于德海引领《财经》记者参观了大连金州区的1.5万平方米地下恒温无尘车间后，又将记者带到金州区董家沟街道老虎沟屯的一块空地，推土机和运输卡车正在不停作业。据悉，该公司将投资23亿元，在一年内建设完成一座达23万平方米的新地下恒温无尘车间，以生产误差为千分之一毫米的高档数控机床，其产能也将扩张至5000台之多。

　　中国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尽管2014年中国数控机床产量高达80万台，但主要集中于中低端机床，产能严重过剩。而中国每年进口价格昂贵的高档数控机床3000台(台均价格1000万元)，国内仅有武汉华中数控、大连光洋科技旗下的科德数控等几家企业可以分得少量高端市场份额。

　　在光洋科技投入自主研发高档数控机床和德、日两国企业展开竞争之后，2012年通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资金，光洋科技获得1.96亿元财政拨款。该笔资金用于支持企业升级改造，扶持高端装备制造业更快发展。

　　2015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十大领域入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位列第二。前述辽宁省工业官员表示，光洋科技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新松公司的机器人代表了辽宁老工业基地升级改造的方向，产业升级应基于原有的产业基础。

　　4月21日，辽宁省省长李希在2015绿公司年会上表示，辽宁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的机遇，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凤凰涅，出关键招，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在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之际，包括于德海在内的企业家、辽宁各级官员均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央政府有必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扶辽宁一把”，“不仅是对东北救火，更是为了这个国家工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