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羊下崽摆酒,出狱办个“冲喜”酒,考不上大学也要来次“升学”宴……2013年,重庆大巴山区“国贫县”城口县庙坝镇共操办各类酒席1063次,收送礼金6300余万元,而全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才9300万元。
基层名目繁多、大操大办的“红白喜事”近年来愈演愈烈,不仅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而且败坏社会风气。
一年收入2万,送礼近3万
“我们家去年一年收入才2万多元,光送礼就送了近3万元。”重庆市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村民李习琼谈到“送礼”很无奈地说。
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被“人情债”困扰的不止李习琼一人。
“酒宴”名目繁多,人情链越拉越长。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孩子满月、老人庆生外,出狱要办“冲喜”酒,买辆摩托车要办酒,家里牛羊下崽也要摆一桌。送礼对象从原来的亲朋、同事同学延伸到同事的亲朋、同学的兄弟姐妹。“在全县治理大操大办风之前,各种办酒通知贴满镇上的公告栏,一天到晚鞭炮响个不停。”城口县庙坝镇纪委书记冯乔明说。
排场越来越大。“你办50桌,我就办80桌。”庙坝镇排山村村民赵安德告诉记者,现在办100桌也不少见,常常是十几桌菜没人吃,造成极大浪费。
“行情”越来越高。一两百元是普通关系,三五百元正常水平,上千元也是常有。城口县明通镇退休干部杨应禄留着厚厚两本“送礼清单”:2001年送出827元礼金,2008年达到2.1万元;2012年更是高达8.45万元,送礼206次。
“借老人”办寿酒收礼
“酒席多的时候一天十几场,借钱送礼是常有的事。”去年,为了送礼,城口县兴旺村村民王怀友不得不花掉本打算买化肥的钱。
城口县灯良村村民沈茂培告诉记者,8月是“升学酒”高峰期,去年8月他就借了3800元送礼。有些村民甚至贷款送礼。
“一年送出去这么多,不收回来就亏了。”冯乔明说,有喜事就大办,没喜事就创造喜事办,办酒送礼风陷入恶性循环。有些村民实在找不到理由就“造假”,甚至有人“借”老人当亲人办寿酒。“原本是正常人情往来,现在却变成了敛财。”
“人情比什么都大,送不起也得送啊。”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说,受社会上“讲关系”“搞圈子”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多送礼能够搞好与干部、领导的关系,这让送礼风更加盛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中国向来是个熟人社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大、人际交往信息化网络化等,以往维持熟人之间的亲情、血缘纽带越来越弱,办酒席送礼成为人情往来的一种“行为模式”,导致人情异化。
(记者周凯、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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