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怎样避免“医闹”

　　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室忙碌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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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香港护士管理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纪律聆讯终有裁决，为等候多时的病人家属交上圆满答卷。年前，香港九龙医院发生“纱布封喉”致命的严重医疗事故，患有咽喉癌的病人在手术切除咽喉后，其协助呼吸的永久气管造口被当值护士“误判”后四边封死，最终病人气管阻塞、窒息身亡。

　　12名涉事护士接受纪律聆讯，最终3名当值及主管护士被裁定工作水平低于标准，属“专业失德”，即时停牌一个月。病人家属认为裁决公平公正，对结果感到认同。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检讨，在处理医患矛盾上，香港已自成体系。据统计，香港每年使用各类医疗设施的人次超过千万，包括公立及私立医院、专科门诊、私家诊所等，却鲜有“医闹”发生，恶性伤人事件更是闻所未闻。

　　在如此频密、高压的医患现场，香港如何应对一线纠纷？当纠纷演变为投诉个案，又有什么制度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投诉有门，应对有道，监管有力，香港的经验值得深思。

　　投诉有门：

　　医管局两层机制“四两拨千斤”

　　全港每年就医的逾千万人次中，超过9成由香港公立医院及其专科诊所收治；单是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平均每日就有6000多人就诊。

　　庞大的诊治数量和比例，无疑让公立医院成了医患摩擦的主战场。而负责管理全港公立医院的医院管理局早在多年前已订立严格的“两层投诉处理机制”，确保投诉有门、处事公正。

　　分布在全港各家公立医院及专科诊所的病人联络主任是医管局的第一层投诉处理机制，加上负责跟进及文书工作的人员，总数不到200人。

　　根据医管局的年报数据，2015至2016年度公众对公立医院及其专科诊所的正式投诉为3044宗，经病人联络主任及医护人员解释后表示满意、而不计入投诉的意见反映为12067宗。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黄婉芳负责处理医患关系已有十余年经验，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有时面对投诉，最关键在于聆听。

　　曾有一位长期卧床的老年病患，在女儿喂饭时不小心噎食，最终抢救无效去世。女儿内疚加自责之下，愤然投诉医护人员救援不力。面对此类情况，黄婉芳选择耐心聆听，为情绪不稳定的投诉人提供安慰和鼓励后再“以理服人”，最终这位女儿撤回投诉。

　　她说，许多投诉人在宣泄内心的恐惧或焦虑时，常会“说个不停”，在这个敏感时刻，病人联络主任必须首先做到仔细聆听，其次才是为投诉人提供必要的解释。切忌“伤口撒盐”，在投诉人刚抛出问题时就直指对方过失，往往会激化矛盾。

　　在投诉个案中，如果投诉人不满医院裁决，可上诉至公众投诉委员会。作为医疗界的“终审法院”和医管局的第二层投诉处理机制，公众投诉委员会负责独立审议、搜证，并对个案作出最终裁决。年报显示，最新一年的上诉个案为375宗，其中85%已在年内完成调查及裁决。

　　公众投诉委员会成员全部由独立的社区人士组成，包括律师、大学教授、社工及病人组织代表等，并不受雇于医管局，以示公正。

　　“‘四两拨千斤’是对这个职业最合适的描述。”黄婉芳笑说，每年面对那么多投诉和意见反映，如果仅为打一份工，而不是凭着一颗心，真的很难完成这些工作。

　　除了医管局有条不紊运作的两层投诉机制外，还有至少8个申诉机构可接受市民对医管局的投诉，包括香港医务委员会、消费者委员会、食物及卫生局、申诉专员公署等，甚至立法会及行政长官办公室都可接纳“状纸”。而如果在私立医院遇到不满，公众也可直接向院长或院内申诉机制进行投诉。

　　应对有道：

　　一线“调解员”化解纠纷于无形

　　“其实医患矛盾中，80%以上发生在前线。”黄婉芳直言，绝大部分就诊的病人和家属对医疗通识、不同医疗环境下的应对方案一无所知，全赖医护人员为他们提供解释和指引。

　　由于医疗事关生死，人在就医时的情绪往往最为脆弱，因此处理医护前线的矛盾和摩擦并不简单，一味使用传统的道歉、提供款项优惠等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更多的需依靠前线人员的应对。

　　黄婉芳向记者介绍说，早在医管局设立两层投诉处理机制之初，她便在前线人员培训计划中加入“调解员”概念，“如同每个家庭、每个公司都有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一样，在每个前线纠纷个案中也必须有类似角色，为萌芽中的医患矛盾叫停”，可以是主诊医生，也可以是当值护士，甚至可以是病人的第一个施救者。她认为，香港医管局辖下7万多员工，每一名都可以成为前线纠纷的“调解员”。

　　在处理态度方面，黄婉芳强调“疗护与治愈并重”。诚然，许多疾病可以治愈，但也有不少长期或慢性病无法根治，使病患和家属饱受困扰。“在此情况下，医护人员更应显示出足够的关心与耐心，病人不一定完全明白医护的专业判断，但他们一定能感受到医护的关怀态度”，设身处地为病患解决现场疑难，无形中也就化解了纠纷。

　　曾有患长期肾病的病人不肯回家，认为医院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他的主诊医生便引用数据向他悉心解释，医院内病菌数量惊人，可随时侵袭免疫机能低下的病患，对他来说医院反而更加危险。最终病人同意出院，避免了一场潜在争执。

　　黄婉芳将一线同事形容为“威严中带着关爱的白衣天使”，除去治病救人的日常工作外，还能胜任每日数不胜数的医患纠纷处理。

　　而“关爱文化”也是医管局多年来坚持奉行的行医守则。其辖下41家公立医院和120家门诊每年都会举行不定期员工培训，教授医护人员如何更好地与病人沟通，包括恰当使用眼神交流、勇于说不、主动聆听及自我情绪管理等。

　　监管有力：

　　“高薪养廉”造就医患互信

　　作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医护阵地之一，香港对医疗行业的监管可谓“严上加严”。

　　只有通过资格考试和培训，正式注册，医师才有资格行医；医生的收入是固定年薪，没有红包，更没有药品回扣；医生晋升的主要依据是职业道德、临床实际工作能力和医学继续教育经历，如有投诉成立则可直接影响晋升，甚至导致停牌……条款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公立医院医生属于公务员编制，薪金及退休金丰厚，但受廉政机构的严密管控，属于“高薪养廉”。在香港廉政公署的网站上，记者找到几宗近年来受到调查的公立医院职员个案：有医生因帮助病人在排号时插队而获罪；另有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因接受殡葬公司贿赂而被判入狱。

　　密不透风的监管制度为医患双方的互信打下基础。有民调显示，在所有公营机构和政府部门中，香港市民对医疗制度最有信心，信心指数高达72%。

　　记者有位医生朋友回忆资格考试时表示，她曾遇到一位特别的“病人考官”，询问后才发现是某位资深医生经手的典型病病患，在医生请求之下担起“考验准医生”的职责。朋友感叹，医患关系融洽至此，远非朝夕之力可以实现。

　　当然，万事无绝对。虽恶性“医闹”事件鲜有发生，香港医护人员因偶发暴力事件而受伤的个案也仍然存在。医管局资料显示，在2015至2016年度，医护人员因工作间暴力事件受伤而呈报香港劳工处的个案有415宗，其中85%为护理人员，主要涉及精神科、急诊室等。据记者了解，这些受伤多为推撞、擦伤等，并无严重的流血甚至死亡案件。

　　在香港，影响医院秩序或在医院做出不雅行为，都属于严重违法。因此已有21宗受伤个案被检控，遭处罚款及监禁不等。

　　医疗的本质是什么？黄婉芳思索后坦言是人性，“从医护最前线到监管大后方，病人始终是医疗关注的中心”。也许正是这份坚持，造就了香港医疗的口碑，也潜移默化地成全了医患关系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