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改革决定新兴市场出路

　　近来，关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下滑的消息引人关注。同时，金融投机者也在放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在市场上制造波动。如何看待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放缓，可谓众说纷纭，这也意味着放缓的成因并不单纯。

　　首先，这是一种滞后性的放缓增长。一个阶段以来，世界经济步入平庸状态，由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在生产和消费上的中心外围关系基本未变，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景气，通过国际贸易等渠道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其经济增速随之滞后性放缓。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中，仅美国数项经济指标有望重回危机之前，但投资与消费复苏并不很乐观，而欧元区和日本仍在通货紧缩的边缘挣扎，这导致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增长将持续面临困难。即便发达国家集体复苏，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也很难即刻转跌为升。

　　其次，全球性危机波浪式蔓延，新兴市场受尾部风险冲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经济增速放缓恰是预兆。2008年危机爆发至今，主要发达国家为挽救危机，超常规使用货币政策，使全球融资成本保持在极低水平。这虽有利于发达国家自身摆脱危机，却使不少新兴市场被廉价资金麻痹，盲目追逐“借来”的繁荣，为危机继发埋下伏笔。发达国家的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越严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越火爆，导致其金融市场一定程度上被美欧的货币政策左右，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与短期外债紧密相连。目前，美联储已彻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全球融资成本势必攀升，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自然面临釜底抽薪的风险。

　　其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是经济增速下滑的病根之一，但短期难以化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潜在增长率下滑是新兴市场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据该组织估计，新兴市场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比2011年低1.5%，这说明在既有经济结构下，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市场现有的经济结构并非完全由其自身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本国经济社会的相对脆弱性使然。因此，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不改进，现有秩序不变化，单要求新兴市场自行调结构的难度很大。

　　新兴市场国家在防范和抑制增速下滑时，必须兼顾短期和长期目标，稳妥有序地调整结构。其中，最紧迫的是将大危机带来的尾部风险降至最小，这包括使用跨境资本管制等非常规手段抑制游资抽逃的冲击，适当积极、灵活地运用导向性较强的财政货币政策等，保障民生舒适度；其次，中期积极推行有效的产业政策，化解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对冲外部风险，最重要的是树立并笃行能够长期坚持、徐图渐进的结构性改革，努力改善目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为实现经济结构的系统性变革争取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