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车牌指标租赁江湖：中介标价4万租5年 6万可买断

　　每个双数月的26号，吴凡都会格外关注手机短信。因为在这一天，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的摇号结果，将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他的手机上。

　　“很遗憾，本次摇号未中签！”4月26日，这条熟悉的短信又一次弹出在吴凡的手机屏幕上。在2017年第2期的摇号中，第28次参与的吴凡，依然没能从千军万马中突破重围。那块蓝色的铁牌，对他来说还是那么遥不可及。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没车，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太不方便了。”家住靠近北六环的沙河、单位在北二环安定门的吴凡，已经厌倦了工作4年来每天在公交、地铁上的拥挤；而随着女儿在去年的降生，一家三口的出行需求俨然摆在眼前。

　　找个路子弄块牌、买辆车，成了压在吴凡心上的头等大事。

　　中介标价：

　　4万元管5年 6万元可买断

　　“安全办理北京车牌转让、长租短租，彻底解决摇号难题！”听朋友说网上能找到不少办理北京小客车指标出租业务的车务公司，没费多大劲，吴凡就搜索到了上面这条广告，与一名长期从事这项业务的中介搭上了线。

　　“有些人手上有闲置的北京小客车指标，就会考虑拿出来租给别人用。”中介告诉吴凡，对外出租指标的人被称为“标主”，既有暂时不考虑买车的，也有手上指标多到用不完的，“像你这样一直摇不上号、又有需求的，来我这买指标的太多了。你可以考虑三五年先暂时租用一个指标用，也可以多花些钱长期买断一个指标，使用期限为20年”。

　　经过向中介的一番咨询，吴凡明白了这种“买指标”的操作方式：买标人租到标主的小客车指标，自己买车后用这个指标来给车辆上牌；由于小客车指标归标主所有，因而车辆的所有权也登记在标主名下，只不过日常车辆的使用都归买标人。

　　而“买指标”时间的长短，在业务办理上也存在些许差异：如果是5年以下中短期租用的话，买标人在车辆上牌后，必须将“绿本”（机动车登记证书）押在标主手上；如果是长期买断指标的使用权，买标人可以保留“绿本”。

　　至于“买指标”的费用，中介介绍，1年、3年、5年租期的价格分别为1.2万元、2.7万元、4万元，年单价随着时间增长而不断降低；而如果想买断的话，则需要花费6万元。

　　“这个价格都是公开透明的，各家车务公司基本都一样，中介的佣金也包含在里面了。”中介表示，“如果可以接受，我会带你去和标主见面，了解一下标主的情况，觉得合适的话，我会提供协议给你们当面签署。”

　　在中介所给出的一份名为“小汽车车牌指标租赁协议书”上，详细列出了买标人与标主双方的权利义务——

　　虽然车辆登记在标主名下，但标主需承认买标人对车辆享有所有权等权益，并不得对车辆主张任何权利；买标人必须全款买车来登记在标主的小客车指标下，不能够以标主的名义来申请任何类型的购车贷款；买标人需自己购买车辆保险，且第三人责任险不得低于100万元；车辆的年检、违章须由买标人自己处理，不过标主有义务配合完成，可以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必要时也可本人到场；买标人需承担用车过程中产生的一切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不得牵连标主……

　　“你签了协议后，只要准备好钱买车就行了，之后的验车、上牌等工作，我们都提供一条龙的服务，你完全不用操心。”中介说。

　　“君子协定”：

　　属无效合同 双方均有风险

　　听完中介的介绍，吴凡有些心动。但有个问题，一直在他心头萦绕：这种租用他人小客车指标的做法，是否合法？

　　对于这个问题，中介倒也没有回避。

　　“不瞒你说，政府一直在打击小客车指标的转让行为，这项业务本身并不合法。不过你放心，我们公司做这个已经很多年了，经验很丰富。拿上面的这份协议来说，这是我们请专业律师起草的，就是为了尽可能保护买卖指标双方的经济利益。”中介说。

　　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打消吴凡的疑虑：如果租用指标的行为本身就不合法，那么基于此所签订的协议，还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吗？

　　其实，早在2011年10月26日，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就公开声明，所谓“租车牌”“以租代售”等购买小客车行为存在风险，提醒广大市民请勿轻信。

　　在《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2013年修订）上，法治周末记者也看到，其中第31条明确规定：“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仅限指标所有人使用。对于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者出借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的，由指标管理机构收回已取得的配置指标或者更新指标、三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提出的指标申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曾于2015年对“借名或租牌买车风险”向社会作出提示，认为借名或者租牌买车行为，租牌人和出租人都有风险——车辆登记名义人请求返还车辆，实际出资人存在丧失车辆占有的风险，如登记名义人负债或者破产，登记在其名下的车辆很有可能被法院强制执行；而发生交通事故时，出租人则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借名买车违反了《调控规定》的相关规定，扰乱了国家对于居民身份证和北京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根据合同法第七条关于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与他人签订小客车指标（牌照）租赁和买卖协议的行为属违法行为，这样的合同应属无效，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北京法院网上对于北京小客车指标租赁、转让行为，有着这样的解释。

　　在吴凡的反复追问下，中介坦言，买标人与标主之间私下签订的协议，只能算是个“君子协定”，“对于讲规矩的人肯定管用，对于不讲规矩的人，你们签什么也都没用”。

　　不过，中介依然反复强调，即便这样，风险也基本为零，“所谓的风险，无非是标主担心你出事不管、霸占车标不还，你担心标主夺走你的车。我做了这么多单生意，到现在也没遇到过这些问题，大家都能依照协议办事”。

　　向熟人租指标：

　　有效降低风险 “凡事好商量”

　　“就是考虑到租用他人指标的风险问题，所以我才没有通过中介在陌生人那里买指标。”与吴凡一样，谢斌也是参加了几十次小客车指标摇号都没有中签的苦主。最终，他从一位相熟的朋友那里，“借”到了指标，买了辆车。

　　“虽说是借，但其实也是花钱租。只不过朋友之间租指标，更加知根知底，比从车务公司那里租肯定靠谱多了。”谢斌说，2011年摇号政策刚出来时，他正好有一位朋友要离开北京，小客车指标用不上了，他便花了3万元接手，相当于买断了朋友的小客车指标使用权。

　　“当时考虑先用朋友的指标买辆车开着，自己也同时参与摇号，等摇到号了就将车再过户到自己名下。”可让谢斌没想到的是，6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摇中属于自己的车牌，而这辆登记在朋友名下的车，也就由自己一直开到了今天。

　　谢斌回忆，他当时跟朋友也签了一份关于车牌租赁的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但在他看来，这份协议与一般的租赁协议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我跟朋友之间关于小客车指标的租用，更多是基于信任而非金钱。3万元就租个车牌用一辈子，到哪去找这么划算的买卖？朋友帮我这个忙，这个钱只是一份感谢费，这份协议也只是一个形式。”

　　谢斌说，之所以找熟人租指标，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有什么情况出现，都能商量着办，而不会像找中介买指标，万一出现纠纷，什么协议都是废纸一张。

　　“租用小客车指标不合法，这也不是什么秘密。真的闹上法庭打官司，签署的这些协议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谢斌显然研究过这其中的法律门道，“但在朋友之间，只要与朋友沟通好指标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我认为风险就小了很多。”

　　对于朋友间租用小客车指标是否更安全的问题，周涛与谢斌有着同样的观点。只不过，周涛是以标主的身份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相比于吴凡和谢斌，周涛是幸运的。两年前，大学还没毕业就参与摇号的她，刚摇到第三次，就中签了。

　　“我身边那些想买车而没有指标的朋友，都嫉妒死了，摇号结果出来的当天就有十几个朋友找我要租指标。”周涛笑道，考虑再三后，她将自己的指标，租给了一位对自己有恩的师姐。

　　“师姐工作好几年了也没买上车，有刚需，而我当时还在上学，没有买车的需求。”周涛说，当时师姐提出愿意以每年1.5万元的费用租这个指标，她爽快地答应了。

　　“师姐不知从哪找了份租赁协议要跟我签，我就觉得没什么必要。当时师姐明确表态，等我需要买车的时候，会将指标还给我，她再想办法弄一个。”周涛说。

　　协议签完后，周涛也没有保留，都放在了师姐那里。“我俩关系一直都比较好，我不担心师姐会坑我，师姐也不担心我会赖她的车，大家也都省心。现在看来，师姐给我的价格还高于市场价呢！”

　　存在根源：

　　供需不平衡 市场还将火热

　　“我也明白，虽然朋友之间租用小客车指标相对安全很多，但这依然不被法律所保护。只不过，现在想要摇个号，实在太难了，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现实的买车需求。”谢斌无奈地说道。

　　据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在4月26日刚刚过去的北京2017年第二期小客车指标摇号中，个人普通小客车中签率创历史新低，仅为0.122%，相当于817个人抢一个指标。

　　“这个中签概率跟买彩票一样，可遇而不可求。”根据2016年新出台的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阶梯中签率进阶规则，从2011年底就开始摇号的谢斌，目前已经能够享受到8倍的中签率，但在这一轮摇号中，他还是再次错过。

　　“久摇不中的人一大把，刚摇就中的人也不少，这到哪说理去？想买车的人摇不上号，摇上号的人不一定买车。”谢斌认为，摇号上牌的政策看似随机公平，却也在现实中造成了巨大的供需矛盾。

　　事实上，一直都有一种声音，在为更改北京小客车指标的摇号政策而呼喊——建议北京市参考上海、广州等地的车牌拍卖制度，让真正有购车需求的人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来获得车牌。

　　然而，这种建议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小客车指标为社会公共资源，一旦进入拍卖市场、用钱来解决问题，会不会造成车牌价格高企、资源向少量富人集中，而让普通民众更难享有买车机会，进而产生新的矛盾？

　　如何实现机动车数量的合理、有序增长，已经成为当下城市治理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实行小客车指标调控的城市越来越多，但只有北京市对小客车指标的配置实行单独的摇号政策。

　　与北京不同，上海对小客车指标的调控，采用竞拍的方式。而包括广州、深圳、杭州在内的不少城市，实行的是“摇号+竞标”政策。然而现实却是，不同的政策，都会带来不同方面的问题。

　　全国最先实行车牌拍卖制度的上海，已经被不少人诟病车牌价格过高。2017年5月，上海新一轮的车牌拍卖已经结束，最低中标价为90100元，平均中标价90209元。一块车牌的价值，几乎等同于一辆紧凑型轿车。

　　“自由买卖市场的封闭，自然会让人们寻找替代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政府多次强调小客车指标租赁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这个市场依然火热，因为其有存在的必然性。”谢斌对于租指标一事，有着自己的理解：“据我了解，一些人在摇号政策出来前就囤积有大量车牌，这也给指标租赁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这么多人摇号，有几个能中的？我每个月手上都能弄到十几个指标，分分钟就卖完了。”看到吴凡依然在纠结租指标的风险问题，中介也没有放弃对他的开导，“你可以先和家里人商量商量，我的微信朋友圈中平常会发布标主的信息，觉得合适的话，随时再联系我。”

　　5月18日，烈日当空的北京发布了黄色高温预警，臭氧污染也同时来袭，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挡住吴凡在东五环五方天雅汽配城的脚步——这一天，考虑再三的吴凡终于向现实投降，他和中介约好，来到车务公司与一位标主见面，面签3年的小客车指标租赁协议。

　　“这个指标是中介之前替我物色保留的，标主正好今天有空，我就赶紧请假过来了。不赶紧签约，这个指标也会被人抢走。”吴凡说。

　　“我已经看好了一台二手车，准备面签完指标租赁协议后，就去买车上牌。”吴凡解释，之所以选择买二手车，还是因为担心租用指标所存在的风险。“二手车价格不高，不到10万元，就算发生什么问题，损失也不会太大。”

　　“没办法，家里确实需要辆车。等我自己摇上号？不知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了。”吴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