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职业农民应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平台

　　近期，陕西省给第二批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这是陕西省对“农民”这个职业的最高“职称”。自去年开始培育认证“新型职业农民”以来，连续两年来，在全省一千多万农民中，仅266人获得“高级职业农民”称号。

　　农民的职业化和农业的产业化，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潮流。在城乡一体和打破户籍的趋势下，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非一种身份，并且会成为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在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农民是“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很低。机械化和现代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也使得农民成为一种新型的职业。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三农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主要的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资源使用方式，都难以为继而必须进行调整，农业生产的模式也亟待转型。尤其是人员流失的“空心化”，使得农村土地大量抛荒，农业面临着“无人种地”的尴尬。这是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写照，也是最亟待解决的“乡愁问题”。如何让昔日热闹而喧嚣的农村光景再现，需要一大批新型农民的担当与作为。

　　培育和塑造中国特色的“职业农民”，进行职业认证不失为一条出路。依照国外的经验，农民的职业化是必然选择，而成为职业农民的门槛并不低，需要从事农民职业的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专业能力和营销手段，不仅熟悉农业的生产，更熟悉机械的操作与市场的把握，拥有较高的融资和投资能力等，属于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很高的一个群体。世界发达国家较早地实现了农民职业化，“持证种田”已被多数发达国家纳入农业准入制度。只有取得了相应的证书并达到了要求，才能够享受国家农业政策补贴和优惠贷款，取得经营农场的资格。对农民职业进行认证和许可式管理，并作为行业的准入门槛和涉农政策的依据，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值得效仿的方式之一。

　　自提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以来，各地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从根本上讲，接受职业教育并取得专业证书，应成为最基础的工作，并因此进行体系化的构建，包括完善相关法律，建立职业培育体系，完善农业专业协会或者社会中介组织，给予培训资金扶持等。高级职业农民应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平台，“陕西做法”具有示范作用和借鉴价值。不过，农民的职业化和培育职业化农民，不能“一评了之”，以此为基础进行系统性建设，比如，培训体系、涉农政策、资格认定、土地流转、金融信贷等，才能让“高级职业农民”成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强大推力，为实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