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年轻的成年女性站在台上，其中一位把手伸向另外一位的臀部，这时对方转过身：“我不认识你，不要碰我。”她声音很轻，有些羞涩。
站一旁的孙雪梅按捺不住，大声示范：“我不认识你！不要碰我！我还没到14岁，你想坐牢吗？！”
这是3月22日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教育课的一次演练。“女童保护”是由百名女记者发起的公益项目。作为发起人之一，孙雪梅正对40多位家长上课，模拟生活中孩子受侵害时家长要怎么做。
孙雪梅从小在农村长大，她儿时曾亲见自己的同伴被以“过家家”的方式猥亵。20多年过去，那个场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她当时知道那是不好的事，但不知道该怎么帮。
直到毕业后做了记者，了解到更多性侵案件，她发现，很多性侵案件的受害者年龄小，没有接受过防性侵教育，也不了解如何分辨性侵害、如何应对。“我们在群里聊，就想，能不能去讲课，做点啥。”
“不知道向谁求助”
“女童保护”对外公布了求助热线，但有时接到求助电话，那头是个拉长的童声：“阿姨……”便不再说话，或者挂掉。“可能她自己还没有想好怎么倾诉，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们都很心痛。”志愿者丁霞说。
性科普作者易衡的“微博女王C-cup”曾经接到“如雪花片一样的私信”，来自网友的这些私信内容都是他们儿时被性侵的经历。
易衡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按照社会学调研方法，她设计了201个问题的《儿童性虐待／性侵犯（Child Sexual Abuse）问卷调查》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又通过粉丝群把调查问卷扩散到人人网、朋友圈、qq等网络空间。
结果，她的微博成了一个“树洞”，不到一个月内收到17522份有效答卷。去年她参加一个论坛，关于性侵的材料写了几页纸，但刚念了两三个数据就念不下去，结果站在台上，泣不成声。
投递到树洞的秘密痛苦而压抑。易衡对这些有效答卷分析后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受害人在9岁之前经历性虐待，90%的性虐待发生在14岁之前，60%的性虐待集中在5-10岁。同时，超过7成的受害人隐瞒了性虐待的事实，没有告诉任何人。
“大家不知道把这件事告诉谁，向谁求助。”易衡说，那段时间，她自己也“焦虑症爆发”，想做什么又“觉得什么都做不了”。
熟人作案是性侵案件中的一大特点。“女童保护”根据2016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分析发现，熟人作案的有300起，占总案件的69.28%。而根据易衡的调查，性虐待的施害者也有三分之二是熟人。
有28万粉丝的新浪微博博主陈昂（化名），曾发出一幅父亲模样的中年男子摸女孩臀部的动图，三个多月内他收到了1500多个案例，这其中，大约一半涉及性骚扰，一半性侵，侵害者包括邻居、老师、叔伯甚至父母。
一位13岁的女孩给陈昂发私信说自己被继父性侵，她不敢报警，怕同学知道，也不敢找老师，担心老师告诉同学。陈昂劝了她很久，说一定要报警，找不到长辈帮忙他可以找警察局联系父亲那边，或者他和网友陪她去警察局。
但女孩她说手机被继父和母亲没收，只能到学校借同学的，“她没有可信赖的长辈亲戚。最后她妈也知道这事，威胁她不要说出去，她很害怕，选择了妥协。”
这个女生开始一星期联系陈昂一次，一个月后就再没有音信了。
起初，陈昂一打开微博就收到几百条性侵倾诉的私信，倾诉者们言辞激烈，会用“畜生”、“恶心”、“病态”、“自卑感”……这样的词语。“我一般回复私信‘收到’。对于正在发生的性侵事件和问我怎么办的问题，我会进一步沟通。”但他发现，问怎么办的人不是很多。
易衡在调查中也发现，更多人只是倾诉，并不想要采取下一步行动。“（受害者认为）那个事已经过了，放弃去追寻正义。”
“我们能不能去讲课？”
不少人在幼年时受到侵害，却不自知。
知乎题主Sudy发现，在一个针对女性的网络社区中，有很多不满14岁的女孩分享自己的第一次性经历。
“有一个孩子8岁时被爷爷强奸了，她用的词不是‘强奸’，而是一个很温和的词语，评论里的人也觉得没什么。”Sudy感到很震惊，据她观察，多数女孩发生性行为是被强迫或“什么都不懂”。
“女童保护”曾在2015年对来自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份的4719名学生（其中男生2170名，女生2549名）进行随机调查，结果超过四成的儿童对隐私部位的概念认识不清或不知道。
孙雪梅记得，她上小学二年级时，课堂认词语，老师读到“斑鸠”这个词就跳过去——“斑鸠”是一种鸟，它的读音和当地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别称一样；而初中时，计生股的工作人员到她所在的乡村学校讲生理课，把所有男生都“轰”了出去，教室还特意拉上了窗帘。因为害羞，一堂课下来孙雪梅什么也没听进去。
即使在一线城市，性教育普及程度也并不高。
上海一所公立小学的学生处副主任告诉澎湃新闻，学校没有设立专门的性教育课程，对小学一到三年级的低年级学生，老师通常从行为规范方面告诉他们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比如不能在大家面前把衣服脱掉，为什么男女上厕所要分开，但这些也只是在班会课和课间休息时，遇到案例时才讲。
“他们上学有人送，放学有人接，很少有与其他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很难有自我保护的意识，碰到陌生人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应对的。”在这位老师看来，性侵问题和校园欺凌类似，是“比较沉默的状态”，学生自己不讲很难发现。
让她困惑的是，“性教育课程如果开展的太早的话，家长会有想法，很多家长对这个问题避讳。”
3月22日那天，针对家长和孩子的防性侵课讲完后，孙雪梅让家长们提问。一位年轻的妈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两岁女儿经常被8、9岁的表哥抱在床上压在身下玩。该怎么办？”
还有一位妈妈说，自己的丈夫特别保守，如果听到她跟孩子说防性侵的事，丈夫就说，你跟他说这些干嘛？
有的家长不是不想讲，而是“不知道怎么讲”。
上海家长徐琳是一位5岁男孩的父亲。他告诉澎湃新闻，当孩子问到“自己是怎么生出来的问题时”，他会用比较含蓄的方式来解释，“比如说我会跟他讲爸爸妈妈在一起互相爱对方就生出了他。”但当孩子问到“太具体、直白的内容时”，徐琳也会感到难以启齿。他有时跟其他家长讨论，比较困惑的是“如何把握性知识的内容具体、详细程度”。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女童保护”邀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提出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填补未成年人性侵保护教育教案空白。
当孙雪梅意识到自己跟其他普通人一样，对于已经受到侵害的人，能做的有限，但可以去帮助其他孩子防范性侵害时，她就想“我们能不能去讲课？”
“让更多孩子听到”
2013年9月份，孙雪梅做记者时利用出差的时间，试讲儿童防范性侵课。
第一站是云南。在那里，她一共给三所山区小学讲课，但其中有一所学校事先不知道他们会去，有老师担心“把孩子教坏”。在女童保护前期的课程推广时，也有学校有过顾虑，“去讲课，让别人误以为他们学校有什么事。”
台下学生大多四五年级，十一岁左右。一开始站上那个讲台，孙雪梅也忐忑不安，她曾经遇到多种状况：在甘肃农村，带孩子一起看防性侵手册时，村里的小女孩看到隐私部位就闭上眼睛说“好恶心”；而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上课，有小男孩站起来喊，小鸡鸡！……”
她话锋一转，认真地对澎湃新闻说道，“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能不好意思，而是要很耐心地讲，你不好意思，孩子更不好意思，会觉得这是羞耻的，不可以说的事情。”
“女童保护”的志愿者丁霞始终记得第一次讲课的经历：那是2014年在河北承德的一所乡村小学，底下坐着1-3年级学生。教室很破旧，家长都趴在窗户上，眼巴巴地看着她。“家长很关心这个事，既关心，又害怕，害怕你给孩子传输不好的信息。”
丁霞很紧张，有家长看着就更紧张了。没有投影仪，她用板书在黑板上写要点，边写边给孩子讲。她带了两幅画过去，让给孩子指出身体的隐私部位。
讲完课，家长都聚拢过来，说“你们给孩子讲这些啊，我们平时也想讲，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初，孙雪梅曾打算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真实的性侵案例，案例可以给孩子警醒，但心理专家提醒她，这样做会吓到孩子，她就去除了相关内容。
在2013年的多次试讲、反复讨论和修改40多次之后，2014年3月2日，“女童保护”防范性侵教案儿童版第一次正式对外发布。从山村小学到打工子弟学校，再到城市小学，“女童保护”教案考虑了各种不同的情形。从2013年到现在，防性侵教案儿童版已经有了52次修订。
讲课让她们明显感受到，农村孩子相对于城市孩子更内敛害羞，对身体的认识也更少。“比如我让他指出隐私部位，他们会很羞涩，不好意思指出来。”丁霞说。而孙雪梅在甘肃农村给小孩子讲课时，有小女孩会说“好恶心、好恶心”。
这愈发让志愿者们担心：一些农村孩子不懂如何保护自己，受到侵害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对留守儿童来说，更是缺乏家长指导。
2014年，云南巧家县一个女孩遭到老师性侵的案件曝光，女孩第一次被性侵时告诉父母让帮她转学，但父母没有在意，把孩子骂回去了。结果后来女孩又再次被性侵。
凤凰卫视曾把女孩的父亲和孙雪梅请到现场，回忆此事时女孩父亲痛哭流涕。
这让孙雪梅深受触动。“我就在想，这个孩子没有人教过（防范性侵），否则的话就不会跟老师去了。其次家长教育缺失，如果家长懂的话，就可以教孩子，在孩子发出求救信号时也能读懂。”
发起“女童保护”项目后不久，孙雪梅回到自己贵州习水老家的小学，给那里的孩子上防范性侵课。为了让更多孩子能来听课，学校把食堂里的桌子都搬走，只留板凳，留出更多空间。那次，有170多名学生来听课，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
“对不起”
孙雪梅记得，有一次，在珠海上完课，一个男孩跑过来，很开心地说，“（以前）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过这个课。”
孩子们会学以致用。在江苏淮安，课程普及率比较高，有两个上过女童保护课程的孩子，一次一起走在路上，其中一个被人拉走，马上大喊，另一个急忙去报警，才脱险；而在一个北方城市，有学生在课上跟讲师反映，计算机课老师上课喜欢动手动脚，这名讲师跟学校反映了情况，将计算机老师调离了岗位。
成年人会在课后分享各自曾经的遭遇。孩子也会分享，但几乎都是偷偷的。有孩子去老师宾馆，给老师塞了一封信，就走掉了。也有孩子上完课后给讲师发信息，说自己很小，但已经发生性关系了。但讲师再打过去就关机了。
易衡曾对收集到的1752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统计，受害者没有告诉其他人的原因分为几类：
“当时不了解自己经历了什么，很久之后才明白”占60.79%；“当时太小，不懂如何表达受害情况”占47.13%；“认为事情已经发生，说了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占28.89%。还有占样本3.77%的人是因为“保护施害人而隐瞒遭受性虐待经历”。
“女童保护”一位曾经遭受性侵的志愿者陈露（化名）近期吐露了自己多年的“秘密”。已过不惑之年的她，曾在8岁时遭到邻居叔叔连续三年的性侵，无人察觉。
“我总是想，要不要告诉妈妈呢？但是我不敢，我甚至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陈露的妈妈很忙，忽略了越来越内向的女儿。
她独自守着这个秘密，就像守着一个噩梦。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不愿跟人交朋友。“直到今天，我仍然习惯走在人后，竭尽全力抑制自己回头，害怕有一个男人会突然从背后抱住自己。”
2014年冬天，陈露看到“女童保护”的新闻，试着申请加入。她记得见到孙雪梅时，对方挺着怀孕了的大肚子，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你就做志愿者讲师吧，向老师和孩子们传授防性侵的知识。”
陈露成为志愿者后，很急切地想帮助其他孩子。在孙雪梅印象里，她有时到一个地方，“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不休息地讲课。”
有一次，陈露在课堂上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幼年时被性侵的经历。后来，她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对不起。”妈妈说着，在电话那头哭了。
那天晚上，陈露睡了个好觉，梦里不再出现“坏人”。
现在，“女童保护”每天都会统计最新公开的性侵案例数据。“有种急迫感，觉得这个事推得太慢了。”当了母亲的孙雪梅，常常会想，如果孩子受到伤害，妈妈会有多绝望。
她怀第二个孩子时，有一天，穿着带有“女童保护”标记的衣服走在小区里，一个小女孩激动地喊，“女童保护！女童保护！”
“她说前一段时间，有个跟我穿一样衣服的阿姨去她学校讲课，说隐私部位不能让人碰。”回忆这样的场景时，孙雪梅觉得很受鼓舞。
[责任编辑：郭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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