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地震让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再次陷入舆论的旋涡，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舆论的焦点集中在曾被公众寄托厚望的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社监委”)身上。标榜独立、公正、客观的社监委是否能有效地的监督红会？但社监委在“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上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令公众失望，也让公众对社监委及其成员的合规性与公信力产生了质疑。
据了解，目前的社监委成员中至少有3位委员与红会之间存在利益交换，或通过商业机构的商业合作，或通过公益平台形成捐赠与受捐的纽带。上述利益关系不是普遍定义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也让社监委作为第三方监督机构遭遇了成立以来的首次信任危机。
神秘社监委
聘任的过程大体相似：红会工作人员发邮件和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担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同意后，监督委员获得聘任。
慈善组织成立社监委，红会已经不是第一家。此前，其主管下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已经于2009年7月成立了社监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更早前聘请过社会监督员。
“红会成立社监委后，在当时并没有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比较平静。”4月下旬，红会内部一管理层人士告诉笔者：“这个社监委是遵照国务院的要求成立的，聘请了一些体制外的人士。”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坊间较为一致的评价是，国务院之所以要求红会成立社监委，背景源于“郭美美事件”爆发。
在此之前的2011年6月，那个“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20岁女子郭美美，让红会毫无躲闪地“中枪”。这名女子口无遮拦的微博让几乎所有网友惊奇和诧异，进而引发了红会的信任危机，紧接着是众多网友对所有慈善组织的不信任。
当年7月，红会发布“郭美美事件”调查报告，称经由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刘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郭美美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下称“商红会”)的关系、商红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进行了认真调查，认为“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这成为红会一直坚持的“郭美美事件”调查结论。
尽管如此，公众对红会的质疑并没有停歇。随后不断爆出“上海卢湾红会天价餐事件”“成都红会捐款箱内善款霉变废弃事件”“红会挪用艺术家8472万元捐款事件”等等。
直到今年“4·20芦山地震”发生后，一个叫王永的“红会社监委”发言人表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人们才发现红会社监委的存在，并且逐步弄清楚这个社监委与红会“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而系由红会聘任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2012年的12月7日，16名社监委委员由红会直接聘任上岗，被红会认为是“独立监督机构”。
据王永、王振耀等多名委员描述，聘任的过程大体相似：红会工作人员发邮件和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担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同意后，监督委员获得聘任。
社监委成立后，红会才公开了这些社监委委员情况，其中主任委员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委员。
因为未进行聘前公示，外界对这些社监委委员的聘任过程及相关情况并不清楚。
[责任编辑： 郜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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