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商改红利得到充分释放

　　2013年3月18日，东莞市工商局工作人员（右）为第一批成功在网上登记的商户颁发营业执照。

　　目前，东莞电子营业执照平台已实现身份证明、网上亮照、信息查询、网上年检等基本功能，并和工商登记业务系统对接。通过平台，企业可以申领电子营业执照，办理网上登记、网上年检等业务；政府部门可以进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发布异常经营名录，促进商改后续协同监管。

　　东莞商事登记改革的红利在2013充分释放，这一年，东莞新增企业3.2万户，增长幅度超过三成。

　　这场历时一年半的改革，不仅激发了东莞市场投资热情，更受到全国性的关注。3个月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东莞作为全国唯一地级市代表参与了全国改革制度设计的研讨工作，在国家改革方案中，也充分借鉴了东莞商改的实践成果。

　　作为地级市，东莞在没有立法权的情况下，通过体制内创新，逐渐摸索出一条具有东莞特色的改革路径，确立了便捷登记、审批提速和协同监管“三位一体”的商改体系。这种“微创式”的改革具备可复制的指导意义，既为全国地级市确立了改革的范例，也对全国的改革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即将启动之时，作为全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先行点，东莞今年将以推行电子营业执照作为突破口，继续推进商事登记制度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工作，力争继续为全国探路。

　　商改彻底打开市场之门

　　2011年，叶永强第一次在东莞注册公司。他在某镇工商分局东走西问，光为备齐材料就跑了好几趟，而来一次排队就要等上半小时。筹办齐所有前置审批材料，他等了将近一个月才拿到执照。2012年5月底，叶永强在刚刚试点商事登记改革的大朗镇办理企业注册，花了1小时就拿到了营业执照，“东莞速度”让他格外吃惊。

　　2012年4月初，作为广东省首批企业注册审批改革试点城市，东莞推出《东莞市企业登记注册行政审批试点改革方案》，按照“宽进严管”的核心思路，出台了最大限度压缩审批事项、推行全程电子化网上登记年检等8项措施，为市场主体更快诞生创造条件。一个月后，东莞正式试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所有涉及经营项目的许可审批事项一律从前置改为后置，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实现“零首付”开公司，彻底打开市场之门。

　　在多项改革新政中，最大的亮点是，实施商事主体登记和经营项目审批相分离。在我国现行的企业登记制度中，营业执照被赋予了企业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双重证明功能，登记申请与审批项目相互渗透，这使得企业注册程序十分繁琐。实行商事登记制度之后，营业执照只具备企业主体资格证明的功能，关于经营资格的诸多审批则延至注册之后。借助于此，企业注册只须经过简单的审批程序即可获得营业执照。除此之外，东莞商事改革的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改革力度之大，足以在“敢为人先”的东莞改革史中占据显赫位置。

　　东莞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从188项压减到109项，并且将其中81项经营项目审批从前置改为后置，仅仅保留金融、保险等28项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经批准才能设立的涉及市场主体资格审批的事项；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的公司首期可以“零出资”，不用验资就能够先把执照办下来；放宽企业住所证明的限制，企业无须提交产权证，只要凭村委会出具的场地证明就可以办理营业执照；在外资企业试点网上年检，企业年检整个过程全部网上完成，免交任何纸质材料。

　　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指出，衡量商改成效，要以“企业登记所需时间是否缩短，群众企业的满意程度是否提高”为标准。着力于此，东莞在政策创新的同时，也积极改进服务意识，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机关服务效能。细节处的诸多改善让办理业务的市民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捷。

　　东莞市工商局副调研员张志云介绍，目前，全市工商系统34个登记窗口均基本实现了“5115”的服务标准，即：群众排队取号不超过5分钟，等候不超过1小时，执照一般在1个工作日内发出，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东莞在2012年12月全市铺开商事登记改革，改革红利在2013年充分释放。这一年，东莞新增市场主体10.6万户，增长21.4%，市场主体总量在全省地级市中排名第一。其中，新登记企业3.2万户，增长34%，企业增速近年来首次明显超过个体工商户，市场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东莞商事登记改革对市场投资热情的激发，引起了国家级媒体的关注和肯定。

　　2013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东莞商事登记改革活力四溢》，以一家企业在东莞工商局不到半小时办证的案例为切入点，报道了东莞商事登记改革的做法和成效。

　　下半年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平台

　　大刀阔斧的商事登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企业注册难的痼疾，而在实现“宽进”之后，接下来则是如何完善后续监管。东莞市长袁宝成曾形象地阐述，“如果将商改比成‘喇叭口’，喇叭口的前端是工商部门，后端是30个审批监管部门。如果只是打开喇叭口，让大量商事主体涌进市场，而监管不及时到位，就会出现社会普遍担忧的失控的市场乱象。”“放得开”固然好，“管得住”更为重要。东莞市现有各类市场主体近56万户，在全省地级市中排名第一。商改后，市场主体快速增加，监管任务更为艰巨。

　　东莞目前的做法是，建立“企业自律、部门监管、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市场监管体系。东莞市工商局局长范燕彬说，后续监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后续监管是否到位不能完全依靠部门监管，而应以企业自律为基础，部门监管为核心，社会监督为保障，建立一个系统化、网络化、多方参与的市场监管体系，来推动和深化市场监管工作。这其中，完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是首要任务，该平台具备智能推送、信息警示、报表统计、效能监察等四大功能。

　　如今，在东莞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每天将新登记的市场主体数据信息定时上传到共享平台，经后台处理后传送给相关审批主管部门。审批部门接收信息后，在5个工作日内启动跟踪管理，引导市场主体及时办理许可审批，开展定向监管，并将许可审批结果、监管记录等信息反馈平台。“这不仅强化了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更是充分运用市场之手约束企业行为。由于企业信用状况面向社会公开，一旦失信就难以在市场上立足。”范燕彬说。

　　一项更具深远意义的尝试正在进行。为了搭建商改后续监管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信息化支撑，东莞创造性地提出了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平台的理念，在松山湖试点运行，并在去年6月率先发出全国首批电子营业执照。目前，东莞电子营业执照平台已实现身份证明、网上亮照、信息查询、网上年检等基本功能，并和工商登记业务系统对接。通过平台，企业可以申领电子营业执照，办理网上登记、网上年检等业务；政府部门可以进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发布异常经营名录，促进商改后续协同监管；公众可以实时查询企业信用信息，甄别企业诚信情况，推动企业自律。松山湖已经有300多家企业开通应用电子营业执照。

　　东莞市工商局表示，将力争在今年下半年向全市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平台。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中已经明确，推行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显然，在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平台建设方面，东莞再次走在了全国前面。从确立商事登记制度到打造“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东莞已形成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商改模式。

　　2013年4月11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一行赴粤调研，首站即选东莞，他指出东莞不是特区，没有地方立法权，却在商改的路上率先迈出步伐，能为国内其他地级市创造更多经验，具有更实际的指导意义。两个月后，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刘玉亭在东莞调研时也评价说，东莞的商改方向正确、思路清晰、组织有力、成效显著，为全国提供了经验。

　　作为全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先行点，接下来，东莞将以推行电子营业执照作为突破口，继续推进商事登记制度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工作，争取再做全国改革的排头兵。

　　■对话

　　打造后续监管的“东莞模式”

　　东莞商事登记改革的特点是“宽进严管”，在给审批做减法的同时，更要给监管做乘法。商改之后，东莞市场主体快速增加，监管任务更为艰巨。关于后续监管的话题，东莞市工商局局长范燕彬认为，不能完全依靠部门监管，要建立系统化、网络化、多方参与的市场监管体系。

　　南方日报：商改后，市场主体快速增加，后续监管任务艰巨，如何确保监管及时到位，以免出现市场乱象？

　　范燕彬：商改以来，在没有地方立法保驾护航、没有实施大部门制改革的大环境下，东莞能够做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主要就是在改革实践中更多地考虑了改革前后政策体系与部门运作的衔接性、稳定性，注意找准“宽进”和“严管”的平衡点，实现前端放开和后端管制的有效对接。

　　后续监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后续监管是否到位不能完全依靠部门监管，把所有责任放在部门头上，而应以企业自律为基础，部门监管为核心，社会监督为保障，建立一个系统化的、多方参与的市场监管体系，来推动和深化市场监管工作。按照这一思路，我们提出了下一步全市后续监管的工作目标，就是建设“企业自律、部门监管、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市场监管体系，打造商事登记改革后续监管的“东莞模式”。通过以部门监管为核心，引入企业诚信自律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一种立体化、网络化的监管模式，进一步强化后续监管效能。

　　南方日报：后续监管涉及多部门的利益协调问题，商改要通过工商部门一家的力量来撬动市内30家监管职能部门进行改革提速，在此方面，目前东莞有何作为？

　　范燕彬：为统筹协调全市商改工作，东莞市专门设立了商改办，由市府办牵头运作，同时成立包括市场监管专责小组在内的4个专责工作小组，同步推进登记注册、行政许可、信息平台和市场监管四大领域专项工作。后续监管是商改中一项重点工程，主要依靠市政府的力量，由市商改办统筹推动，以及市场监管专责小组牵头负责具体工作。围绕建设“企业自律、部门监管、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市场监管体系的工作目标，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在企业自律方面，通过完善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平台功能，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模块，归集企业登记注册、年度报告、经营异常名录、许可资质、监督检查、奖励惩戒等信用信息，并实行信用约束管理，建立相关部门的经营异常目录管理制度、退出机制和分类监管制度，打造企业诚信管理体系，推动企业诚信自律。

　　在部门监管方面，通过开发商事登记改革协同监管信息化系统，分步实现智能推送、信息警示、报表统计、效能监察四大功能；充分利用定期通报、重点督导、量化考核等手段，建立后续监管考核督查机制，督促部门落实责任；并将村（社区）协管员、治安员引入协同监管，探索建设基层综合监管网络，实行基层网格化监管。

　　在社会监督方面，大力推进12345全市统一举报投诉受理平台建设，完善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建立监管部门的线索首办责任制，完善部门审批效率、监管效果群众评议机制，并将社会中介组织引入后续监管，加快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发挥行业规范、自律等作用，加强商事主体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

　　■案例

　　一小时拿执照与“零首付”开公司

　　叶永强在东莞注册过两家公司，两次的注册经历有天壤之别。

　　2011年，叶永强第一次在东莞注册公司。他在某镇工商分局东走西问，光为备齐材料就跑了好几趟，而来一次排队就要等上半小时。筹办齐所有前置审批材料，他等了将近一个月才拿到执照。

　　2012年5月，东莞商事登记改革在东莞市大朗镇试点之时，恰好叶永强又要注册新的公司。这一回，他特地跑到大朗镇办理企业注册，只花了1个小时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办理速度之快，令他分外吃惊。“手续简化多了，以前要提交的许多材料都改到注册之后再审查，这样就方便多了。”叶永强说。

　　令叶永强感触颇深的还有工商部门服务细节的改善，他说：“一进门就有导办服务的工作人员迎着笑脸为你进行业务指引，有什么疑问很快就能解决，服务窗口也更加细化，以前的排队长龙也不见了。”

　　大朗镇某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德民同样对商改颇多赞赏。他的公司注册于去年8月，注册资本的“实收”竟然为零，这亦是得益于商事登记改革的新政策。

　　在改革之前，有限公司实行资本实缴制度，首次出资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改革之后，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可以“零首付”开公司，只需在登记时提交全体股东签名的认缴出资证明和承诺书。陈德民说，科技公司前期要开发网络游戏，研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多，商事登记改革的新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投资难题。

　　叶永强、陈德民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商事登记改革深受企业和群众欢迎，也激发了投资者的热情。数据显示，2013年，东莞新增市场主体10.6万户，增长21.4%，市场主体总量在全省地级市中排名第一。其中，新登记企业3.2万户，增长34%，企业增速近年来首次明显超过个体工商户，市场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在新增的企业中，私营企业的增长势头最为迅猛，同比增长约三成，民间投资创业的热情大大激发。

　　■专家点评

　　商改有利于

　　活跃市场经济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赵旭东：

　　无论是东莞试点的商事登记改革，还是前不久国务院推出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核心都是“降低门槛”，都是放宽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其更大的意义还是在于体现一种开放的姿态。现在理论上可以1元注册登记有限责任公司，这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意义更大。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对农村边远地区的人来说，更容易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合法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有利于年轻人创业，有利于活跃市场经济。

　　■记者手记

　　“微创式”改革

　　确立商改模式

　　东莞提出建设“六个东莞”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战略构想已近两年，而商事登记改革正是推动这一战略构想迈入改革现实的重大举措。对于致力于建设“好政府、大社会”的东莞而言，商改在政经方面有着双重的积极意义，这既是东莞开展行政审批改革的重要内容，又被赋予了增创东莞营商环境的“制度红利”的厚望。综观这场改革，在“宽进”和“严管”两个阶段，各有两大突出的亮点。

　　在前一阶段，东莞借鉴香港等地先进经验，在国内地级市率先确立了商事登记制度，其与传统的企业登记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实现了商事主体登记和经营资格许可审批的分离。商改后，营业执照只具备企业主体资格证明的功能，经营者的资格审批则不再作为商事主体登记的前置条件，这极大地缩减了企业办证的程序，是破解企业注册难痼疾的关键所在。

　　在后一阶段，前置审批事项被大量精简之后，涉及到多部门的诸多后置审批事项能否实现严管与提速，部门之间的利益壁垒能否被打破，这事关商改的最终成效。而东莞通过市级层面的政策引导，以及政务信息平台建设等措施的协同努力，成功地通过工商部门一家的力量，撬动了市内30家监管职能部门进行改革提速，倒逼政府部门开展行政审批改革。基于此，东莞商改实现了引领行政审批改革的价值提升。尤其要注意的是，尽管东莞的改革在诸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并在最大程度与市场准入国际惯例接轨，但同时又力争最小程度地对现有法律框架形成突破。这种“微创式”改革具备可复制性，为全国地级市确立了改革的模式。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李书龙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胡国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