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离京之痛:欲迁还留 “恋京情结”仍然较重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鼓点的敲响，国企新兴际华集团在北京的小苏打项目将整体迁往河北邯郸。这迅速引发“国企离京”的无限遐想。

　　有消息说，北京的严重雾霾让中央决策层下定决心，京津冀协调治污。迁走北京的制造类企业，将会大大缓解污染。今年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必须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为了响应中央协同发展的号召，北京市政府制定了关于铸造、建材、化工和公共服务业等企业机构搬离北京的计划，其中不乏一些国有企业生产功能的转移。有媒体报道称，北京第一批外迁公司有207家，不过北京市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否认。

　　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国企研究专家王吉鹏对《企业观察报》表示，北京发展到现在必须要消肿，这样才能逐步回归北京政治中心的功能定位。但搬迁必须是市场起作用，绝不能是行政命令。因为能走的企业他肯定会走，不需要你任何政策。对于不想走的企业，北京市政府也很难把它强制迁走。

　　京津冀一体化，近水的楼台先得月?

　　京津冀一体化需要一套搭配得当的企业组合，不能光考虑一方的利益，需要多方协商博弈，最终才能将这个国家战略落实到位。

　　“国企离京”的说法，肇始于天津市一些官员和媒体的吹风，其核心观点是，一些非关键性企业和局级国企的总部，可以搬离北京，这样可以为北京减少数十万人的空间，腾出更多的资源。

　　天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而且从历史的眼光，从19世纪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靠近渤海的天津一直是经济中心，北京也有所不及。只不过建国后，以首钢为龙头的重工业迅速发展，北京形成了门类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天津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近期，天津高调打造高端制造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借“京津冀一体化”的声势，天津开始“鼓动”北京的国企搬家。

　　同样的近水楼台还有河北。河北省尽管环绕北京，其经济却一直不强，甚至形成了所谓的“环首都贫困带”。借着当前的形势，河北与天津一起“呼唤”国企离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然，国企离京并非只有北京周边的河北和天津，上海、香港、甚至新加坡等地都有可能接纳北京的国企。中信集团赴港上市就是一例。不过，中信赴港上市也并不意味着彻底搬离北京，公司留下一个总部，负责协调中央的资源和关系，仍是必不可少的。

　　淘汰与升级，北京腾笼换鸟?

　　《企业观察报》记者了解到，北京国企的新建工厂大多选择在北京之外，这与北京“偏爱”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代表的创新科技类产业不无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叶裕民教授认为，“当前所谓的企业离京主要还是中低端企业，这样的企业本身的一些技术就需要淘汰或升级，加上北京的环境容量、空间容量有限，搬迁是正确的选择”。

　　4月15日，京津冀三地一把手召开完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闭门会议之后，北京就对不符合新城市功能定位的中小企业下了“驱逐令”，特别是高污染的企业，保留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其他必要的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

　　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伯旭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目前正在逐步提高工业企业的排放标准，今年年底前将有500家排放不达标的污染企业退出北京，铸造、烧结砖瓦、化工、家具等六大行业将退出北京。

　　听闻“驱逐令”后，众多省市区应声而至，希望分一杯羹。河南、山西、内蒙、山东，甚至上海浦东新区等地纷纷派团专程抵京，希望引进外迁的在京国企。

　　河北省更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规划了一系列相关的产业园区，积极谋求承接北京转移出来的产业。他们看中的不仅是经济效益，还有国企光环背后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

　　不过，“三高一低”企业(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想迁出北京，河北与天津等地却未必欢迎。地方政府对于“三高”企业提高了准入门槛，正是中央提出“告别以GDP论英雄”后的新现象。此前河北一名官员说，“北京第一批外迁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样的企业到哪里都是负担，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热情不高。”所以，记者目前尚未找到此类企业对接成功的案例。

　　企业自身考量，在北京碰到天花板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北京这样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城市，很多企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新形势下政策的发展要求，其自身状况也不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要求。如果不及时进行技术升级或者外迁，其生存也将面临危险。

　　所以，国企离京虽然有“京津冀”一体化的东风，但从《企业观察报》记者从企业实地了解的情况看，与半个世纪前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国企大规模搬迁不同，这次的搬家并不是一个政治运动，而更像市场的正常选择，离迁行为主要也是相关国企的主动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企离京越来越服从市场，跟动物园批发市场迁出北京没有太多区别。

　　这种市场选择主要有两个出发点。第一个出发点是，相关国企的某些产业在北京已触碰到上升空间的天花板，不得不进行产能异地更新换代，寻找与效益最佳的结合点，搬迁是迟早的事。

　　新兴际华集团作为今年高调宣布将部分工厂迁出北京的国企，无疑有类似的决策考量。

　　4月16日，央企新兴际华集团、北京丰台区相关负责人在河北邯郸市的现场对接会上宣布，新兴际华下属子公司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将整体从北京丰台区搬迁到邯郸武安。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第一个从北京转移到河北的央企制造业项目。为了这样的项目，河北省一些地区已经虚席以待。

　　新兴际华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北京的污染企业都要搬迁，我们不过是第一个，项目搬迁是整体布局的需要，我们的总部还在北京财富中心。”

　　据《企业观察报》记者了解，新兴际华凌云建材化工的外迁不仅是为了治污，而且是为了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该工厂由于建厂时间较长，生产设备老化，自动化程度低，能源消耗大，污染高，搬迁是早有准备。

　　据新兴际华集团公司介绍，新兴际华凌云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落户邯郸武安之后，将循环利用当地的兄弟公司新兴铸管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和余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和生产成本。碳酸氢钠生产线搬迁后将依托北京作为研发中心，河北作为生产基地，积极发展“研发+基地”的经营模式。

　　此外，据报道，根据北京市科委、丰台区政府、新兴际华集团所签署的三方《战略合作协议》，新兴际华集团将在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址着力发展应急救援产业园。

　　外地的诱惑，配套与政策都吸引人

　　北京国企离京市场化选择的第二个出发点是，天津与河北等地方设置的“诱饵”十分丰富，包括更优惠的租金和税收，更靠近原材料基地，此外，配套产业链也更完整更成熟。

　　比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下属的惯性技术有限公司，落户涿州就是看中了更为低廉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惯性系统产品涿州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8亿元，预计今年6月投产，年销售收入可达5亿元。

　　航天科工惯性技术公司项目负责人樊鹏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表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企业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河北等地多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促进项目落地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互利双赢，达到协同发展。”

　　此外，北汽集团旗下的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迁往天津黄骅，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看中其良好的产业链环境。北汽下属产业的转移被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动典型”。这主要是因为北汽集团自身的实力结合黄骅完备的汽车产业体系，让双方都受益匪浅。

　　北汽集团创建于1958年，是《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也是中国五大汽车集团之一。河北省黄骅市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展了自己的汽车产业，基本形成了集改装汽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销售和维修保养一体的行业体系，以及乡镇汽配企业为主体的汽车零部件产业格局。其中，专用汽车制造产业，无论是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还是技术发展水平都处于北方市场的中上游。

　　国信证券一位匿名分析师也认为，黄骅集聚的产业体系和低成本的设施投入，所焕发出的产业魅力使得北汽不得不频频回眸。市场和产业配套体系是北汽的第一选择，企业的使命就是盈利。只要区域盈利条件好，企业就会义无反顾前去。京津冀一体化推进再怎么完美，如果企业无法盈利，也只能望洋兴叹。

　　另一位长期关注国企发展的业内人士也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最近陆续迁出去的企业，主要是生产制造职能的迁移，更多是自身发展需要，它们可能正好赶上京津冀一体化这个契机而已。一方面，它们在首都发展已不符合政府的政策要求，另外一方面，河北等地方政府又能够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

　　安土重迁，国企“恋京情结”仍然较重

　　虽然有京津冀一体化等众多的因素，但国企业不愿意离开北京也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因素。从《企业观察报》记者近日调查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国企的大规模离京，仍然还不可想象。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对《企业观察报》表示，部分国企生产功能的离开，并不代表国企就搬离北京。因为国企在北京所获得的各种优势资源，是全国任何地方都无法给予的。其实，北京国企即使搬到地方一两家，也不一定就能够对京津冀一体化起到多大的作用。

　　“京津冀一体化，不是说把国企搬到北京周围就能实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长时间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国有企业搬到外地，都是经过仔细调研的，他们不会因为外部的因素无理性地随意外迁。即使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热火朝天，他们也不一定就会随行就市。只是某些地方政府对国企效益的垂涎三尺，借这次京津冀一体化时机再次放大国企离京的声音，引导社会误读国企产业转移的性质。

　　其一，从行政的角度看，国有企业离京并不是谁说了算的事情。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院长叶一剑对《企业观察报》表示，国企外迁不是北京说了算的，尤其是央企。他认为，中信赴港是国企离京的个别案例，难以复制。中信泰富公告显示，公司将以对价2269亿元人民币，收购母公司中信集团资产。交易完成后，中信泰富将更名为中信股份，且中信总部将随之迁往香港。此前，中信证券已经从北京迁至深圳。

　　其二，从惯性依赖的角度看，北京当下的经济主要是国企总部经济。国企对政策依赖性极其高，在现行体制下，难以想象中字头的国企们能远离国务院各部委生存。

　　易鹏认为，很多人高估了北京产业转移的能力，大的国有制造企业在北京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价值体系，即使能搬，政府和相关利益方也不一定同意。

　　其三，从当前总体经济形势看，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很多国企的利润增长都成下滑态势，在这个时间点出去寻找发展空间的国企并不多。

　　其四，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此前迁出北京的首钢集团，如今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当北京往外推，外地使劲拉时，少数企业的确认真考虑或者准备搬迁，然而，联想到此前搬迁河北的首钢集团，很多企业会思虑再三。

　　所以，一位前国家发改委的高级官员对《企业观察报》记者表示，国企搬迁出北京，更多地只会把它的一些制造业基地往外搬迁，对于总部而言，可能还是会放在北京。

　　于是，北京的国企总部设置目前出现两个变化：行政总部的确越来越向北京或其他中心城市集中;企业总部的职能中心则依据市场和企业自身的需要向其他地方转移，特别是生产制造功能。